谈一谈宏观调控与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调控历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历了两轮完整的宏观调控过程，起始时间分别为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第三季度和2010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末。2011年末以来，进入当前尚在实施过程中的一轮宏观调控。第一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组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并形成了波及全球的负面冲击，最终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由于欧美地区经济明显下滑，外需大幅收缩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四季度贸易出口额负增长，出口型中小企业出现倒闭，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大批返乡，cpi快速回落。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宏观调控重点由前期的“双防”调整为“保增长”，调控政策组合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凸显，采取的举措包括**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扩大**投资带动投资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多项旨在扩大居民消费的税收和财政补贴政策，包括减半征收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收，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农机具购置等，一些地方还推出了消费券;通过**转型由试点推向全国等措施，形成减税的效果等。货币政策一方面运用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工具进行扩张操作，2008年9月-12月连续进行下调操作，到年末准备金率下降到15%，贷款基准利率下降到5.31%;另一方面配合4万亿元投资计划，扩大信贷投放，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增长近1倍。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操作在应对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国gdp增速在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后的四个季度持续回升。但是，这一时期货币的过度扩张，构成了后一时期通胀压力的重要来源。第二阶段：应对通货膨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
2010年，cpi持续上升并在10月超过104，出现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同时，经济增速自二季度起有所回落。在这种形势下，宏观调控重点转向“稳物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这一轮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抑制总需求的扩张。存款准备金率自2010年初开始上调，到2011年6月达到21%的历史最高水平，贷款基准利率到2011年7月上调到6.56%;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减免收费等政策措施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成本，保障供给，以及降低**对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负面影响。此外，房地产调控也是这一时期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为目标，**了限购及住房信贷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cpi和ppi涨幅自2011年8月起逐月回落，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势头得以扭转。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多数城市房价环比下降，表明投资性需求得到了明显抑制。第三阶段：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
到2011年末，物价水平已经明显回落，但同时，经济增速自2011年起形成了逐季回落的态势，特别是今年以来降幅扩大。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来看，投资和消费增长均呈现放缓的趋势，前期货币紧缩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尽管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政策的具体涵义和操作均有所改变。9月****集中批复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交通项目，表明财政政策的积极度将较2011年大为提升。货币政策方面，2011年12月以来已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年6月和7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并扩大了利率浮动区间，表明宏观政策由应对通胀的紧缩性操作转向支持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操作。此外还实施了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宏观调控进入了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扩张性操作阶段。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的主要特点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三个阶段的宏观调控历程，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点。(一)发挥发展政策、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协同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践，显示出不拘泥于理论意义上宏观调控服务于短期总量平衡的特点，注重宏观调控措施与中长期发展政策、各项体制改革的结合，产生协同作用。例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轮宏观调控中，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并产生了促进消费增长的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二五”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这一中长期发展战略举措;在推进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过程中，为提升地方**筹资能力，在体制上做出了突破，开始发行地方**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充分考虑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应对危机负面影响期间，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随着经济状况好转，适时推进改革;最近的一轮调控中，又将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与扩大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改革措施相结合。这些宏观调控结合发展政策、体制改革的做法，充分考虑了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结构矛盾和体制问题仍然突出的现实，通过一系列结合点，使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更具统一性，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良性互动。(二)采用非常规的危机管理**
2008年四季度正式启动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属于危机管理的范畴，因此具有不同于常规宏观调控的一系列特征。一是采取短期内集中**经济刺激政策的做法。在2008年9月-12月，我国集中**了多项重要的宏观调控举措。包括在短短4个月内完成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5个百分点、贷款基准利率下调2.16个百分点的货币政策操作;在11月公布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月三部委发布《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在危机管理中，放弃常规宏观调控“预调微调”的做法，及时果断推出刺激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也被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快速回升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二是更加倚重**可动用资源的作用。以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元带动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是危机时期投资需求得以扩张并带动经济增长回升的重要保障。在投资风险上升、市场信心不足等不利因素抑制私人投资增加的条件下，**投资的增加能够有效填补缺口，同时也能发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的作用。三是促进消费的政策领域宽、受惠面广。以汽车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为主体的鼓励消费政策，覆盖了居民耐用消费品的主要品种，惠及全体城乡居民。这种对政策补贴条件、对象较少限制的做法，也是危机期间提升政策效果的有效方式。(三)在政策工具方面有所创新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轮调控中，政策工具的创新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推出后，地方**配套资金的筹集上，出现了多项工具创新。一是通过地方**融资**为**投资项目融资的方式。在地方财政负债受限的体制下，地方融资**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投资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快速发展中隐含的风险因素，也得到了重视并强化了监管。二是中央代发地方债方式。由中央代发地方**债券，能够解决地方**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风险的防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中，也有诸多创新性工具，除了全国性的财政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等，一些省、市**还推出了消费券、培训券、旅游消费券等新的政策工具。(四)实施差别化政策措施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特别注重区别对待和有保有压，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实行差异化政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产业、领域上的差别化，如财政政策方面，明确要求新增投资要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倾斜，支持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等产业领域的投资;货币政策方面，提出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有效缓解农户和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严格控制对“两高”行业、落后产能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区域上的差别化，财政政策实施中要求新增投资在空间分布上优先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些差别化的政策有助于在促进经济从危机影响中恢复较快增长的同时，起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三、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200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是较为有效的，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前五轮的宏观调控有了较大的进步。通过对此轮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实施情况及其主要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一)政策及时性是取得预期调控效果的保障
近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政策决策的及时性。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轮调控中，在2008年中期，中央就提出了将宏观调控目标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并在四季度再转为“保增长”，同时将年初提出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的及时转向保证了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后应对通胀的调控中，2010年四季度，cpi上升到104.4，中央随即明确了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集中**紧缩性货币政策，由此有效控制了物价的继续快速攀升，并在2011年底到2012年初实现了平稳回落。二是政策实施落实的及时性。中央**通过五年规划的项目规划和之前预留的项目储备，在实际操作中推进了宏观政策的快速实施，确保了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二)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结合使用
从理论上来说，宏观调控的重点目标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主要采取的政策是总量调控政策。但是，对于新兴加转轨的我国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必然要求兼顾经济平稳运行与结构合意调整的双重目标，近年来的调控较好践行了这一目标原则。2008年开始，针对外部冲击造成的国内经济呈现下滑趋势的问题，中央**积极调控经济总量，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刺激经济在短期内企稳回升。同时推出一系列结构政策，着力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包括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疗卫生与文化教育、生态保护以及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成为投资的主要方向;通过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此外，还推出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探索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体产业动力。这些结构性政策，着眼于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大力推动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整体调整，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既重视需求管理也重视供给管理
国际金融危机后启动的一轮“危机管理式”调控，兼具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和促进长期经济企稳的任务。因此，中央**在调控过程中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协调使用，较好地解决了保持经济增长、熨平经济波动和稳定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情况下，为了在短期内促进经济企稳回升，中央**果断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通过扩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复苏，并采取多项补贴措施持续扩大城乡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一系列供给管理措施也陆续**，包括稳定提高居民收入、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基础。在应对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过程中，中央**既采取了控制货币等需求管理的措施，也采取了发展生产、保障供应、搞活流通、加强监管等供给管理措施，对于抑制总体物价水平频繁波动和过快上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四)政策实施的同时重视提振信心、管理预期
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调控较好地运用了市场信息的引导功能，通过不断提振市场信心和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切实保障了调控目标的实现。应对危机的政策，在采取一揽子计划刺激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市场信心的导向作用;通过**投入和结构性减税提振对扩大内需的信心，通过大范围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振对产业升级的信心，通过大力度的科技创新激励和支撑提振对后续发展动力的信心，通过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振对生活不断改善的信心，为经济企稳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市场信心基础。2011年在抑制通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紧缩货币和降低成本抑制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通过做好与公众的沟通和引导工作、加强市场监管以及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等措施稳定通胀预期，为物价高位回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预期基础。(五)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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