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王维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 详细??

李白和王维同年出生，差一年去世，李白两次入长安时，王维也都在长安或终南。李白也游过终南还写过诗。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挚友孟浩然。两人同王昌龄，杜甫都有过交往，两人都走过玉真公主的后门。两人都喜欢交朋友，都对宗教痴迷。可是除了小说里，正式文献里没有任何两人交往的只言片语。两人在长安的各种沙龙里见面的机会非常大，但两人却没有交往纪录，这让许多研究着都很好奇。**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特别善于**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智商必定很低，李、王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这大概也是**文人难逃的宿命。公元730 年(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飘”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飘”一族,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他是**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这位**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丰彩,突出他的**。一个人,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老人家自己。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诚然,自信,是**文人具有强势冲击力的表现;自信,也是**文人能够在大环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给**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否则,**文人统统都成了鼻涕虫,成了脓包蛋,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此公活着的时候,就声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许,藐视群伦。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也就放任自己这样做,这种率性而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无论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那脑袋总是昂得高高的。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资本却是穷光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狂,对**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杜甫写过一首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群众反映,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在**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要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人《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其实,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作风雅状,装门面而已。即使大**家,大军事家,了不起的领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当一回事的。公元1812 年6 月,拿破仑一世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的诗人同往。准备在他进入这座城池时,向他贡献歌颂武功的十四行诗。结果大败而归,狼狈逃窜,诗人的鹅毛笔没派上用场。副官问这位小个子统帅,拿这班诗人怎么办才是,拿破仑说,将他们编人骡马辎重队里当力夫好了。这就充分说明,当**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但是,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有足够的清醒。**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无独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 727 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王维的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那时的**,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台的恶俗排行榜,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所以,这两位**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23 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文人几乎都有的**情结上。**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特别善于**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智商必定很低。王、李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这大概也是**文人难逃的宿命。然而,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加入“长飘”一族,求得出头之日。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两位**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0 年。李白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2 年。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是**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可是,从公元 730 年至733 年(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 742 年至 744 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同时出现在公元8 世纪20 年代,首都长安的李白与王维,使我们联想到20 世纪20 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动肇始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也许,胡鲁或鲁胡,李王或王李,无法类比,但在领衔文坛,引导潮流,左右舆论,吸引眼球这一点上,性质多少相似。胡鲁或鲁胡,文学观点不尽相同,**立场也大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书做事,无论怎样悖背不一,并不妨碍他们聚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无论怎样分歧交恶,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前茶。尤其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李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王也很抖,为七品上的左补阙,相当于准部级的**,高轩华盖,随从骖乘。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文人,同为诗界泰斗。但不知为什么,仍是形若水火,动若参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疑惑了。唐代的长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无论怎么大,在同一座城池里,怎么找理由,怎么设法解释,李白王维,盛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不至于好几年工夫,像捉迷藏一样互相躲着。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坛为例,文联、作协、报刊社、出版界,加在一起,一年下来,没有三百场,也有二百场文学活动要举行的。这其中,至少有一百场的与会者,名单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各路诸侯,海内文士,艺坛名宿,京都闻人,绝对有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这种会,第一,热闹,第二,滋润。茶水侍候,饭局等待,红包奉送,打的报销,不愁没人捧场。于是,上至大老,下至篾片,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或捧场,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销,或哼哈二将,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刚,歌之颂之,或合唱团员,附之和之,或老将拍板,一槌定音。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几张肉脸,那几句套话,天天见面,日日碰头,只有看腻了的可能,而无见不着的遗憾。甚者,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中午还在一张宴会桌上碰杯。衮衮文坛新贵,当红风头人物,穿红着绿女记,沏茶倒水人员,基本上是两天见三次面。如果真是一日不见,倒确有如隔三秋之感。唐代长安,虽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如果这两位诗人,不那么故意闹别扭的话,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开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当时长安外廓城里,“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烟稠密的里坊间,而著名的**,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处于闹市区,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乃长安开放社会的特色。那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飘”一族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