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是个罪人,但是,纵观那段历史,比他罪孽深重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比他有文化,比他有是视野,位高权重,却独独缺少了那样一份对文物的敏感和对瑰宝护卫的担当。
首先他徒步行走50里,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知县只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
一个离敦煌最近的屏障就因为一个父母官的愚昧和荒唐而烟消云散。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再次启程,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是这个腹有诗书的文人,却只是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然后再也 不曾过问起莫高窟。看似水到渠成的保护却以再无音讯收场,翘首期盼的王道士和那些壁画、彩塑、经卷望穿秋水,空然留下声声唏嘘和无限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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