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私学遍布中原各地,尤其颍川最盛。许多名士大儒都设馆授徒。如郭“躬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南阳人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张兴以《梁丘易》教授“,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荀淑“,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许多别郡名士,也客授颍川。如沛郡人桓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南阳人宋均,“曾客授颍川”。党锢之祸前后,许多颍川名士回归故里,颍川遂成为士人游学的首选之地。如李膺“教授常千人”。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北海人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太原人王“烈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注引先贤行状)陈寔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以想象到陈寔所授生徒之多。许多士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颍川游学。如汉中人祝龟十五岁时,就从汉“中远学汝、颍及太学”。梓潼人杨充“,受古学于颍川白仲职”。对于颍川士人来说,则占尽地利、人和的优势。
再来看私学的教育内容:一是法律。如郭躬讲授《小杜律》,钟皓讲授诗律。二是经学。如唐溪典讲授《左氏传》,张兴讲授《梁丘易》。他们所传经学有这样的特点:擅长于论辩,多博通而不专攻一经。“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这一特点在颍川士人的学术著作上也有体现。如荀爽作《公羊问》及《辩谶》,荀悦作《申鉴》,刘陶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多属论辩性质的著作。可以这样认为:在私学中,颍川士人不仅能学到精深的法家、儒家的知识,也从这些名士大家那里学到很多**经验。而且这些私学中的士人还相互结交,互相影响。如王烈与陈纪、陈谌交好,杨充与荀爽、李膺相友善,李膺与郭太相友善等等,不胜枚举。颍川士人有此得天独厚的受教育的条件,使得颍川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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