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为什么以种植业为主？

**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原因探析传统农业经济作为一种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特殊类型的经济，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是以手工劳动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相对静态的经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则是由特定的传统要素（土地、劳动力、生产工具和技术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系，它包括土地所有制结构、农业种养业结构、农产品加工与贸易结构等。**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从秦汉时期成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其某些特征直到今天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注：正如许倬云所说：“**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见[美]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造的重要对象之一。因此，探讨其长期延续而很难被突破的原因，仍然有着时代的必要性。 一、**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表现及典型特征1、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较少变化。在农业发展史上，农业发展的每个阶段，同生产工具的材质和农耕动力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同原始农业相对应的生产工具是木、石、骨质工具，其农耕动力是人力；同传统农业相对应的生产工具是铁质工具，其农耕动力是畜力；而同现代农业相对应的生产工具是优质的钢铁工具，其农耕动力是拖拉机和机引农具。我国传统农业在其存在和发展的每一阶段，作为其生产要素重要构成部分的生产工具和农耕动力不能说没有变化和改进，但主要是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到后期甚至量上的改进也停滞了，也就是说，同西欧相比，我国传统农耕工具和动力的演进不仅持续时间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后期不但没有突破，反而停下了演进的脚步。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有很多。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在前代的基础上多有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照抄《王祯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也罕见了，有些地方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也较少变化。尽管从秦汉以来劳动力的总量呈现明显的不断增长的趋势，同一时期教育、文化也在缓慢发展，但是相对于大众的需求来说，教育资源始终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能够接受系统文化教育者在社会总人口中是极少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的劳动者技能主要是靠个体的经验传授，而不是规范化的系统的集体培养。因此，直到近代我国农业劳动者基本是在前辈的经验范围内使用传统工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地权配置在权力干预下循环进行，经营效率指标长期停滞甚至倒退。从形式上看，土地产权配置结构以私有制为主，私有制土地在全国耕地总面积中占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从中唐时的约50％发展到清中期的95％以上，而且单户占地较少。然而数量庞大的自耕农和不能摆脱赋役负担的中小地主共同构成私有制主体。但是地权的流动方向和媒介从秦汉以来直到近代是基本相似的。地权主要是在以下主体之间频繁的循环流转：地主、官僚、自耕农。辛稼轩在《最高楼》词中谓之“千年田换八百主”。清代人说“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1]（《答曾邑侯丁米均派书》）地权频繁流动在很多情况下是伴随着权力的分配和集中进行的，例如历代有关土地兼并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代仁宗初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2]（《食货志·农田篇》）明中叶，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田，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庄田是强占民田而来，在占田的过程中，强夺产业，烧毁房屋，铲平坟墓，砍伐树木，逼得很多人逃离家乡。[3]（《论三害》）由于历代王朝都未能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界定和保护私有土地产权的法律，所以地权配置比例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过程，不仅朝代之间推倒重来，每一个朝代也似乎都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分散→平均→集中→混乱。在承平时期一般是地权比较分散的时期，王朝后期是土地集中的时期。这样一种情况使得财富不能长期有效积累，对财富的占有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与地权配置结构相联系，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耕作制度长期稳定。自耕农自不必说，即便地主所拥有的较大规模的土地也主要是分解成小块租给佃农耕种，雇工经营始终未成气候，因此，尽管在特定条件下，生产效率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其可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例如粮食亩产从唐中期至**战争前期（742—1839年）共1097年，年均增长只有0.073％。至于劳动生产率，除了唐宋时期有较快发展外，宋明时期几近停滞，到**战争前期已经是大大下降了。[4]3、耕织牢固结合，独立手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严重制约。我国不同于西欧，种植农业在农业经济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畜牧业则居于补充的和从属的地位，农民通过精耕细作和以耕织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多种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情况从秦汉以来直到近代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供给显得日益紧张，明清以降，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尽管对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已达到天然许可的极限，但是仍解决不了问题，人均占有粮食总体上趋于减少。与种养业相配套，对农产品的加工和贸易构成手工业和商业，但手工业的组织形式始终是经验相传的手工作坊，尽管在明中后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雇工经营，也并未成为制度演进的推进力量，尤其是棉纺织业，从理论上说，棉纺织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市场的作用下会导致该业与农业的最终分离，形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但事实却是直到**战争前，**的棉纺织除在轧花、弹花、刷经以及在棉布染整加工等生产环节上，出现了少数游走四乡为人加工的专业手艺人和专业手工作坊外，主要的生产环节纺与织基本上没有与农业分开，两者之间也基本上没有分开。从业的农户常常是既纺且织，并且与种植农业一起构成为小农家庭经济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秦汉以来，传统商业堪称发达，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大规模长途贩运，但难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例如最为人们看重的商品布，除了在松江等少数集中产区有真正较大规模的专门化商品生产，绝大部分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拿来和不织布户换取口粮，本质上是自然经济中有无调剂的性质。棉布贸易总的处于一个低水平，即使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棉布有很强劲的需求，也没能像西欧那样带动棉纺织工业的起飞。总之，几个子结构同步保持了长期的均衡状态，土地产权只是部分的存在，由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驱动的土地产权的频繁流动，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反却使财富以至于资本难以稳定积累，只能重复简单再生产；种植农业以及由此决定的加工贸易业结构在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效率，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独立手工业的建立难以实现；地租、商业利润和**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使得传统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完善和稳定，本身既不易被突破，又难以实现像西欧那样的体制外的经济发展。因为这种情况，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尽管曾经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但是到16世纪晚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期后基本处于衰落之中。此后虽然在某些经济指标上例如耕地面积和亩产量还有所增加，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福利却停滞甚至降低了。由于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利用，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人均占有财富的同步提高，因而这只能算无效率增长。汪敬虞在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第三章第一节（）中谈到近代**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力的时候，认为它始终没有能够突破**古老的封建制度可以容纳的范围，农业生产如果说有增长，那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如果说有发展，那也是不发展中的发展。可以说一语切中要害。一方面是传统结构不再有效率，另一方面又很难形成新的增长结构，从而给我们留下沉重的历史包袱。 二、要素供给比例失调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人口和耕地在**传统社会的供给表现是从基本平衡到严重倾斜。在任何社会，人口和耕地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传统农业社会更是如此，但二者的供给比例将不仅决定经济结构的效率，而且影响该结构变迁的方向和速度。在一个讲求精耕细作，而不是粗放经营的社会，在传统耕作技术条件下，一个标准劳动力可以有效耕作的土地数量不会太多，联系**历史上的实际经验，估计在20—30市亩，5口之家2个劳动力可治田40—60亩，人均8—12市亩。按照这一标准，唐宋时期耕地相对于需求已略显不足，明清时期是越来越紧张。人均占有耕地数如果按今市亩折算，唐代为6.8亩，宋代为8.02亩，明代为5.37亩，清乾隆时期为3—4亩，道光时期只有2.8亩。在一亩地上的人口（劳动力）存量从唐代的1/6.8上升到1/2.8，增长了243％，[4]因此基本情况是在耕地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人口增长更快。耕地稀缺将导致一系列后果。（1）相对于土地，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其边际产出递减，人均占有粮食趋少，整个社会的相对贫困加重，积累率和投资都不足，生产扩张难于实现。（2）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虽然对能够提高亩产量的生产技术有强烈要求，比如科学的田间管理、选育优良品种、引进高产作物等，但却排斥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例如能够提高翻耕土地和收割庄稼效率的生产工具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技术进步的基本含义是以机械力代替人力，如果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社会经济的导向就不会鼓励动用稀缺的资本要素开发替代人力的技术；（3）在技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耕地稀缺有利于单一种植结构的发展，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进一步说，单一种植结构弹性较小，建立其上的耕织结合也就难以被**。（4）耕地的稀缺性能够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但同时也会抬高土地价格，刺激人们变更产权，为形成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和转让权而竞争，对土地产权的界定对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显得更为必要，从而加大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按道理，为了克服土地的这种稀缺性，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率是题中之义，但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利用剩余劳动力，或者由于增加资本投入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明显地高于直接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所以又抑制了这种创新，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悖论。拿西欧同**相比将有助于说明问题。与**不同，中世纪西欧的人地比例是另一番景象。西欧各国的土地供给相对于需求要充裕得多，直到今天在那里仍存在大量的抛荒地，延续着休耕制。以最早完成向近代化转变的英国（此处专指英格兰）为例，11世纪时有200万人，750万英亩耕地，[5]（p128；158）按1英亩等于6.072市亩换算，人均耕地为22.8市亩。后来英国的人口增加快于耕地的增加，17世纪末期人口接近600万，耕地900万英亩，人均耕地降为9.2市亩，但这是经过了长时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后的结果，这一时期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种植农业，原先大批的农耕地变为草场，除耕地外，草地和牧场多达1200万英亩，[5]（p129；159）人均超过12市亩。此外，在整个英格兰地区尚有数量不少的荒地。正是由于土地供给相对充足，所以英国的农业经营是粗放式的，畜牧业占有很大的比重，到中世纪后期甚至成为农业中的主业，也因此英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弹性就大得多。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近代以前英国经过了两个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其中一次在12—13世纪，人口翻了一倍多，但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使人口死亡一半，直到16世纪末才恢复，使人地矛盾刚露苗头即遭自然平衡；另一次是16—18世纪，人口再次翻番，这一次人口的增加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时已经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产值在英国经济中的份额已经下降，人口增加不仅不再受制于土地资源及其产品，相反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 三、技术和制度变迁缓慢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技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过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揭示已经相当清楚了。经济发展依赖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注：技术进步也可称技术创新，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提出的，本意是指把一种或若干种新设想发展到实际成功应用的阶段，或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产生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因，一个是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一个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前一个动因是指在市场信号没有被扭曲的前提下，人们可以根据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了解到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及其变化，进而会积极探寻能够促进相对丰裕要素对稀缺要素的替代性新技术，以求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例如，农业经济中的技术创新或变革就是为了克服土地或劳动力稀缺对农业增长的制约，因为缺乏弹性的土地供给给农业带来的制约可以通过集约化技术的进步加以消除。人多地少的**，主要是通过开发良种、增施肥料，进而提高土地产出率来克服土地稀缺对农业增长的制约的，因缺乏弹性的劳动力供给造成的对农业的制约可以通过机械技术的进步加以解决。例如近代以来欧美等国，由于人少地多正是通过发展机械化来消除这一制约的。后一个动因是指适宜于采用某种新技术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市场规模以及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决定了开发新技术所能带来的利润。因此越是预期能够使产品获得较高利润的新技术，就越能吸引人们去研究、开发和采用。总之，在市场信息较为充分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一般是基于这两种内在动因而发生的。这种技术创新或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能取得更大的收益，或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支付更少的成本。让我们回顾一下舒尔茨的“有效率但贫穷”的假说，[6]（p24）这一假说非常重要的限定条件是，不允许改变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也不允许提供关于其他社会已有的优质要素的新的有用知识，即不允许提供比原先付出成本少的这种知识。因为这样做将会改变寻找有关其它经济机会的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这个假说由两个实例得到验证，但他真正要证明而且实际上得到证明的却是：只要存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传统农业“有效而贫穷的”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传统农业才能被改造。所以技术进步不仅在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是重要的，而且在重大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国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由内在的诱致性因素推动的技术创新是存在的，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灌溉工具、农艺以及各种农产品加工技术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向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但是我们发现，到宋元时期技术创新的步伐却基本停顿下来了。以传统农业时代的生产工具而论，大部分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唐宋两代做了重要的改进，元代以后再无有重要影响的新工具出现，还在继续发展的只有农艺学，一直到清代达到了很高超的程度。这种情况与人口从宋代开始大量增加有相关性，宋代以后人地矛盾愈加突出，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向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力的集约化方向发展，技术变迁不再表现在工具上，而是表现在技艺上。但是工具不改进，动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在一切生产领域只能重复分散的、非规模化的经营，生产组织也就没有改进的动力。技术创新活动停滞，经济的发展依其惯性发展到明代的高峰也随之停顿下来，经济结构的改进也就无从谈起了。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