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感性重要还是理性重要 急！！！

什么是理性？理性一般等同于理智，它是人的思维活动中相对于情绪、感情和意志的那一部分。理性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外界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在人的思维活动中的反映，因此理性或理智等思维活动就离不开一定的逻辑。理性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一般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又往往是针对经验而言，作为经验的一个对立面。　　理性的重要性恐怕无人反对，但理性与理性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这就象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一样。认为理性在人的认识中具有比经验更重要的意义的，一般称为理性主义。但现在所说的理性主义，已跃出了认识论的范畴。按我的理解，理性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它的核心，其次是包裹在核心外面的形式。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利益，或说是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关于利益最大化的哲学。包裹在核心外面的形式，也可称为学理，则可看作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或手段。通俗的理解，理性主义就是推崇理性，或说这是一种通过推崇理性并遵循这些理性行事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哲学。　　要真正厘清理性主义，我们又必须了解理性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即在古希腊时代，理性主义最初是作为经验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之所以发端于古希腊，或许与当时的奴隶**制密切相关。那个时期的自由民崇尚自由辩论，因为这是获取**权力的途径。由此使一门实用的雄辩术发展了起来，而它的发展又带动了逻辑学的发展。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偶然的（这就与**人发展出方块字而非字母的道理一样），即那些饱食终日、衣食无忧的自由民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特别关心流变不居的表象后面的不变的本质、关心隐藏在此岸世界内部的彼岸世界的公理。由此形成一种对知识的偏见，即认为经验与现象方面的具体学说是靠不住的，因而不能被称为知识；所谓的知识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不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世界公理体系的学说，或称为真理。　　因此，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实际上在古希腊并未形成。古希腊所形成的理性主义学说随后发展成了中世纪**教神学的经院哲学。由于轻视经验、经验主义，整个西方世界由此步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西方世界在哲学上的苏醒是随着16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的出现才开始的，其代表人物是法兰西斯·培根。自此，西方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为自己的两翼，开始了腾飞。　　在16世纪经验主义形成之际，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辩论也随之展开。理性主义在此论战中还有一个别称--唯理论（经验主义则相应地称为经验论），即认为只有通过逻辑的演绎而非经验的归纳所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但此时的理性主义仍然只有认识论的含义。使理性主义具有利益内核的人是19世纪的德国人马克斯·韦伯。　　从培根与霍布斯开始的启蒙运动，一方面用经验主义向神学的理性主义挑战，另一方面又运用了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来批判宗教神学的理性。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启人的理性之蒙。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成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因此严格地说，并非是韦伯赋予了理性主义以利益的内核，而是他对自启蒙运动发展至他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学说进行了概括。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一再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是贪得无厌、唯利是图，而是理性主义。　　理性一词在英文中有两个单词，一为reason，一为rational（形容词，理性的），但是理性主义却不是reasonl**m，而是rational**m。"理性化"一词也与reason无关，而是rationalize。rational来自于其词根ratio（比率）与ration（定量、配给）。这两个词中，都含有计算、计量的意思。因此，理性主义逐渐从唯理论这种纯哲学的认识论中的一个学派变为有经济学内含的一种概念。更为奇特的是，rational**m与rationalize在中文中既可译为理性主义与理性化，又可译为合理主义与合理化。我们**人所熟悉的合理化建议，又可称为理性化建议。　　韦伯显然不同意他的学术前辈卡尔·马克思在《**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本质所下的定义（金钱拜物教）。如果资本主义是象马克思所言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私有制形态，又如何与它以前的那种奴隶主、封建主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区别开来？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未能做到象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而是被情绪遮蔽了理性。　　韦伯举了一例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些做纺织品生意的货庄主（putterout）收购农民交来的亚麻布，然后坐等客户上门。他们过着闲适的生活，"那时营业时间不很长，大概是每天五到六小时……收入尚可……同行之间关系比较好……他们每天在小酒馆里消磨很长时间……。"有一天，这种闲适的生活结束了。起因为出身于他们这一行的"某个年轻人来到农村，仔细挑选适合于雇佣的工匠，大幅度提高监督他劳动的严格程度，由此把他们从农民变为工人。另一方面，他开始改变了行销方法，尽可能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他把一切详情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每年走访客户，亲自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改进产品质量，使之适合消费者的要求和愿望。与此同时，他开始采用薄利多销的原则。"（见《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2版p.39-41）结果是传统的货庄主破产，而这个在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合理化的青年发了财。韦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并未起多大作用，起作用的是一种勤业的精神，但所谓的勤业精神并非是盲目的吃苦耐劳、早出晚归，而是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的合理主义（理性主义）精神，即合理的生产技术，合理的劳动力组织，合理的生产流程安排，合理的工资，合理的劳资关系，合理的商品价格，合理的营销活动，合理的质量控制与合理的客户管理等。在这里，合理主义实际就是使主观合于客观之理，至于此理是从演绎所得还是从归纳所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理"必须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了利益的内核后，理性主义开始了与经验主义的融和，但不可否认，这是以唯理论为**对经验论的整合。　　整个19世纪是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黑格尔主义可说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而整个20世纪，又可以说是非理性主义哲学蓬勃发生、发展的时期。非理性主义哲学在19世纪后期即已抬头，代表人物有叔本华、尼采。进入20世纪后则以海德格尔、萨特，一直到后现代的米歇尔·福柯。　　在这里要提醒**读者的是，理性主义在整个西方**教世界绵延达二千多年，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不管是经验主义者还是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者，作为一个西方人，他都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理性主义者。而这一点对于在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的东方哲学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是容易被忽视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本质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差异。　　理性主义为什么很重要？对于当代**而言，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因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合理化；其二，因为传统文化与现状的关系；其三，党的思想路线与理性主义的重合。　　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可参阅拙作《现代化与理性化》一文。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何要如此？因为现代化与理性化都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常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头痛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很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打个比方，资本主义有如一部现代化的汽车，既有强劲的发动机（利益最大化的内核），又有灵敏可靠的制动转向系统（合理主义的方法外壳）。而此前的私有制--奴隶制与封建宗法制，虽有强劲的发动机（利益最大化的内核），却无良好的制动与转向系统（合理主义的方法外壳），因此行驶起来不是撞墙就是进沟。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理性主义--一种可持续实现的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就是由这种二元论的本质所引起的--逐利的本能与理性的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对此，有来自左右的两种反对意见。左的来自列宁主义。列宁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状态，是所谓"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因此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世界进入了"**与无产阶级**的时代"。然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右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的论断是一种"决定论"，因而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认为当代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一个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为所欲为的时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全球化？难道我们就不能在现存的**制度下造就如西方那样发达的经济水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并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那种无端的恐资病，认为资本主义就等于千百万人头落地，就是亿万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资本主义是每一个民族都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跳是跳不过去的。列宁主义的失败，更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列宁主义虽然在时代发展这样的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列宁的一些具体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譬如对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义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列宁在《**与**》一文就曾断言，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何这样说呢？列宁认为，虽然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了，但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维持消费品分配的法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制度等。****在此所要保护的，就是这种"资产阶段法权"。列宁的这一论述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按马、恩的设想，**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现实既然达不到这一水平，那么"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有存在之必要，整个社会也因此不可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由此，我们按照**得到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狭义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并广泛实行资产阶级的所有法权的那种社会制度；一种是广义的资本主义。在广义的资本主义中，统治阶级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的法权仍然得到****的保护。列宁所说的**主义低级阶段的**，那些依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消灭了依靠资本进行剥削的社会主义**，无疑就属于这种广义的资本主义范畴。这是从广义与狭义的划分上的一种论证。　　下面是另一种论证。我国的**理论家经常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像资本主义和**主义那样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发展阶段，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它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基础。过去我们以为计划经济加公有制是它的经济基础，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同时具它所联系的那两个社会的特点，它既有资本主义的特点，又有**主义的特点。只是在它的初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多一点，而到将来，也许**主义的特点会多一些。因此即使我们不从广义的资本主义考虑，而仅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现实考虑，也必须承认我们现在仍处于资本主义范畴、我们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时代。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害怕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也不应拒绝理性化与合理化。相反我们还应积极主动地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巩固我们的经济基础。　　理性主义对于**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理性主义。**的传统文化含有丰富的理性，但这些理性多是经验理性、价值理性，而没有形成理性主义。在古希腊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性主义之时，以儒教为首的**先秦诸子百家发展出了一套相当丰富多彩的经验主义。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可以"求真"两字来概括的话，那么同时代的**哲学可用"求实"两字概括。窃以为，这种"求实"的哲学倾向进而可用"六实"来描述：实际、实绩、实效、实用、实利、实惠。因此，**经验主义传统文化具有相当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在《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公输子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他自以为是"至巧"。墨子批评公输子说，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一部小车可以负重五十石，这才是巧。墨子认为，有用的为巧，无用的为拙。　　孔子虽看不起墨子对"奇技**巧"的追求，但他同样也是个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拥护者。与墨子不同的是，他所追求的是人际关系上的实用**。因为孔子只关心人世间的实事，故对鬼神一类的事物不感兴趣。有人向他请教鬼神之事，子曰："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由是使**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缺乏东西方宗教信徒的虔诚信念，相反却养成了一种宗教上的机会主义心理--"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　　轻视经验使西方文化进入了经院哲学的死胡同，但当16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使西方文化苏醒时，西方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使西方的发展如虎添翼，一飞冲天。而**重视经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文化虽然使**的实用生产技术得到了充分、高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这种发展终于在西方文明苏醒之际陷入了停顿。顾准先生认为，**古代只发展出了一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没有发展出一套知其所以然的科学，诚哉斯言。李约瑟的"**科技之谜"的谜底，就在于**的先天性理性主义缺失。**先秦诸子百家在认识论上的偏好虽然可以用经验主义概括，但由于缺乏理性主义的梳理，这种经验主义与16世纪英国的经济主义哲学相比，在系统性、条理性与深刻性上都是无法企及的。　　理性主义的先天性缺失，不仅使**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与视野。西方在资产阶级发动**之前，都有一场作为先导的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理性主义。所谓启蒙，也就是要启被谬误遮蔽的人的理性。**虽然也有这样的启蒙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理性主义作为手段与目的都是缺位的，关于该问题请见姜义华先生所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版），此处不予赘述。　　**传入**，使**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个飞跃。因为**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产物，西方理性主义与**故有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了**的**思想。是**思想为**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纵观**的一生，以新**建国为界，可分为前半生与后半生两个时期。前半生，他是经验主义为主，正是传统的求实的经验主义文化使他战胜了王明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之一种）；后半生则是理性主义为主。抗战胜利后，**两党对垒，一边是有美国人支持的**800万**，一边是"小米加**"的100多万人的**党**。如果从经验出发，没有人会认为四、五年后**党会夺取政权。但**以**理论为指导，正确分析了****的形势，使他认为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这一缺乏经验支撑、而仅凭逻辑推理得出的信念与理论最后竟然成为现实，想必对他的后半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此，他完成了从一个经验主义者向理性主义者（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转化。**、**，这些都是他理性主义思维的产物。特别是**，其理性主义已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所有的经验事实都说明**的实践是错误的，但这仍不能使他觉醒，可见其对理性主义之痴迷。　　**时代，**的理性主义偏差得到了纠正，使我们回到了经验主义思潮开始盛行的一个新周期。这个周期的特点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试错论--"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和"不要争论"。但是所有的人--从官方理论家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到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没有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局限与弊端。经验与理性二者不可偏废，同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是如此。现代的理性主义，不过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二者的平衡上，略微向理性主义方面有些偏重、倾斜而已，经验主义恐怕也是如此，绝不会**，强调一方，绝然地排斥另一方。　　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今的这一波经验主义思潮高涨的周期内，恐怕是矫枉过正的作用，其发展已到了危险的、对理性主义绝然排斥的地步。经验主义在90年代以来的一枝独秀带来的明显恶果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权威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神秘主义和痞子主义，这些广泛存在于官、商、学、民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首先消解的就是理性主义的社会基石--公正。通俗地讲，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非理性主义就是不讲道理。大家可以细细品味这些表现各异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看看哪一种与讲道理有关？官、商、学民都对讲道理不感兴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公正缺失的结果就是内需不振。有人会奇怪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内需不振的直接原因就是穷人太多，穷人太多究竟是因为懒人太多还是公正缺失呢？　　公正缺失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律不昌，这也与经验主义的横行有关。理性主义赞成普适主义、反对特殊主义，在这方面经验主义正好与之相反。为何说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的核心理念而经验主义不是呢？因为理性主义的普适主义要求，正好与现代化的法治主义、与体现在wto中的规则意识和平等原则（无歧视原则）存在逻辑上的内洽。法律就是理性主义的集中表现，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讲道理能离开法律吗？　　法律是一种普适主义，要求我们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经验主义往往主张特殊主义，主张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在经验主义盛行之处，法律的公信力往往很差。因此美国人遇到法律纠纷，第一个念头是找个好律师，而**人的第一个念头是去**通路子。　　总之，**由于先天性地缺乏理性主义的传统，也没有一个象样的启蒙运动，加之当前正处于克服理性主义偏差之后的经验主义高涨的周期，因此理性主义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理性主义为何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理性主义与我党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天然相通的。　　理性主义是个大概念，在这个大概念内有很多种理性主义，**的**理论也是一种理性主义，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的是理性主义中那种科学的理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就是我们一向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我党所主张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按字面理解，含有浓厚的经验主义味道，所要求的不过是对一种现象（实事）的准确确认，即黑的就是黑的，不能颠倒黑白。　　但**对它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将"求是"之"是"改为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与规律，这就使之摆脱了单纯的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樊篱，达到了就事论"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的高度。实事求是与理性主义的相同点为，二者都是追求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所不同的是，实事求是除了认识论上的要求外，别无它求，而理性主义尚有经济学上的要求。实事求是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问题我们似乎历来注意不够，往往对它提出认识论以外特别是价值论上的要求，因此使这一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不必要地增加了困难。实事求是作出的判断与陈述只是一种实然的、事实的判断与陈述，而非价值的与应然的，它与判断人的动机立场无关。而我们过去由于理性主义精神不强，往往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将实事求是与一个人的动机和立场相连系，这就只能让人去说谎。　　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只有办好事成功才是实事求是的结果，而办坏事成功似与实事求是无关。这也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实事求是只与成败有关而与好坏无关。强盗抢银行如果成功了，那么就必须承认其事先的策划是实事求是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诉求又与启蒙主义相通。所不同的是，西方的启蒙主义是一次性的，而我们的思想解放是永久的。在这方面，解放思想的提法又比启蒙主义来得优越。因为任何正确的思想其正确性都是相对的，对于辩证法而言，任何解放都是遮蔽，我们接受了某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带来解放的作用时，可能也带来了某种遮蔽作用。随着时移世易，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会消退，其遮蔽作用就会上升。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永远的任务。　　有人提出解放思想要从"三个方面"解放出来，这当然十分正确，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没有这一解放，前面的三个解放就不可能彻底，人们仍然会将经验主义奉为圭臬，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就会变为"实事求用"。　　徐友渔先生认为，**的问题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争论的问题是资本与劳动在分配中各应占的比例，而**的问题是打工一年的民工在年底拿不到工钱、洛阳大火的死者家属为要赔偿被**。这实际上很正常。50岁的人有50岁的问题，15岁的人有15岁的问题。我们的gdp如达西方的水平，我们的问题也会与他们相当。这就是gdp水平不同导致的人民理性化、合理化、公正化程度的不同。这样说似乎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们穷，所以不讲理。那难道我们在穷的情况下就不能变得讲理些吗？如果要求我们的包工头与基层官员都象西方发达**的人那样通情达理、知书达"理"，这似乎不太现实。但如若我们都如此蛮横无理，人均gdp又如何提高？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问题，实则不然。要打破这个因为穷而不讲理、因不讲理而穷的怪圈，有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统治集团（广义的）。理性主义为何重要的问题不是对百姓而言，而是对官员等社会精英而言。统治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当然不行。既为统治者，那就应先知先觉，应使自己先理性化、公正化一些。不能"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先知先觉在此并非什么溢美之辞，而是统治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他仍不能在理性化与公正化上做到先知先觉，民众自会质疑其身份的合法性。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