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说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区别？

.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分歧 由于主体自身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才构成了哲学史上期存在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和冲突.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要分歧 第一， 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 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争论的“知识的来源”问题，主要是有无“天赋观念”的问题。一般地说，经验论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 经验论者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霍布斯：《论物体》，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0页）“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洛克：《人类理解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6页）在经验论者看来，一切观念都是思维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全部观念都可以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凡在理性中的东西，都存在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凡是在感性内容中找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超出人的理性之外的；思维的理解作用，只能是基于感觉的观念去表现对象。（参见邹化政：《〈人类理解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与经验主义相反，唯理主义者则以不同的形式肯定“天赋观念”。笛卡儿提出，观念的来源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天赋的”数学、逻辑、宗教、**中的一般的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其二是从“外面”得来的，如听到的、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其三是“臆造的”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如飞马、美人鱼之类。对于这三种情况，笛卡儿认为，“外面”得来的观念与“臆造的”观念一样，都是没有真理性的，而只有“从我自己的本性得来的”一般观念才具有真理性。这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天赋的”。莱布尼兹进一步提出，感觉经验只能感知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不能揭示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他还尖刻地把经验论者说成是像牲畜一样“纯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因而，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存在。“人之所以如此容易捕获禽兽，单纯的经验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容易犯错误，便是这个缘故”。（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03页）在唯理主义者看来，思维本身具有超越感官经验的先天认识原则，对象只有在先天认识原则的把握下才能被人所认识；认识不能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它有多于这种内容的作为认识原则的天赋观念；思维的理解作用是以它自己固有的天赋原则去理解对象。（参见邹化政：《〈人类理解论〉研究》，第60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经验论和唯理论各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同上，第61页）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总是从“经验”出发去看待认识的来源问题，因而往往简单化地断言经验论是对的而唯理论是错的，并没有去反思感性与理性的复杂关系。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于这个“前提”，作为经验论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且又提出了下面这个命题：凡是感觉中未尝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只有现代唯心主义的而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因此，在对认识的来源的理解中，我们既要承认“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又要从“形式”方面探讨思维的固有的能动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的认识不只是要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形成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思想。“普遍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地、现成地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而是在认识的来源上就必须肯定思维把握存在的规律即思维的能动作用。所以，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我们既要超越**的“经验”立场，又要挣脱唯理论者的“天赋观念论”，这就需要我们唯物地、辩证地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 第二，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问题。 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就是在个别与一般问题上的对立：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能否从个别的感性经验中形成？ 近代经验论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 培根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而形成他的“新工具”的归纳逻辑。培根指出，“正如现有的科学不能帮我们找出新事物，现有的逻辑也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页）这是因为，“三段论并不能用于科学的第一原理，而用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比不上自然的微妙。因此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同上）在培根看来，只有归纳的方法，才能使认识从经验事实开始而上升为一般原理。 培根的归纳法的基本内容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得到相应的感性经验材料；将感性材料整理和归类，区分为正面的例证、反面的例证和在不同条件下其性质有变化的例证，并对这三类例证进行比较研究；排斥掉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无用的材料，留下有用的材料；对留下的材料进行归纳，得到一般原理。（参见王天成：《创造思维理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培根认为，这种归纳法能够使人们循序渐进地揭露出不同等级的自然规律，防止人们超越经验作无谓的猜想。与经验论相反，近代唯理论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这种新的演绎逻辑或演绎方法的基本规则是：第一条：绝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 大家注意，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已经不是传统的演绎逻辑及其在现代西方数理逻辑中的发展。传统的演绎逻辑是一种外延逻辑，即依靠概念之间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外延关系而构成大前提、小前提和推出结论。笛卡儿的演绎逻辑则是思想从单纯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涵逻辑。这种关于思想自身发展的内涵逻辑，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构成了概念辩证发展的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直接意义，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 在理解培根的经验论的归纳法与笛卡儿的唯理论的内涵逻辑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近代哲学的两个开端，具有某些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其一，培根创建的归纳法和笛卡儿开拓的内涵逻辑，都是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传统的演绎逻辑的产物。他们不是彻底否定三段论及其逻辑规则，而是反对把传统的演绎逻辑绝对化和权威化；其二，他们都从破除僵化的概念和偏见出发，力图以新的方法或逻辑去实现思维的创造性。培根关于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的论述，笛卡儿关于清除虚假观念的论述，都是力求防止先人为主的“成见”对人的认识的误导与束缚。 第三，关于认识的可靠性问题，即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何者更为可靠的问题。 经验论者认为，“错误或虚假倒不是在感官里，感官并不主动，它只是接受影象，……错误或虚假是在判断里，或是在心灵里；判断或心灵没有给予应有的周密细致地对待，没有注意到离得远的东西只是由于离得远或由于别的原因，而应该比它们离我们较近时显得小和模糊；在别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参见伽桑狄：《对笛卡儿〈沉思〉的诘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5页）这就把“错误”或“虚假”归咎为“判断”或“心灵”，也就是归咎为人的“理智”。 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认为感觉是“骗人的”。笛卡儿说：“因为我曾经多次观察到：塔远看像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竖在这些塔顶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却像是些小雕像；像这样，在无数其他的场合中，我都发现外部感官的判断有错误。”（参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9页）在分析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时，我国学者提出：“唯理论者斯宾诺莎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包括传闻的知识和泛泛的经验；第二类是推理知识；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说：‘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可见斯宾诺莎也排斥感性经验，只信赖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参见《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而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的合理性，但却一直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在总结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感性直观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原理。他的名言是：思维无感性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虽然康德强调感性直观与知性思维的“联合”，但在康德那里，“思维、知性仍保持其为一个特殊的东西，感性也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两者只是在外在的、表面的方式下联合着，就像一根绳子把一块木块缠在腿上那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1页）黑格尔则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感性与思维的辩证统一问题。他要求凭借理性思维的能动性而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然而，真正达到对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并真正超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则需要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人的认识问题。这种实践论的认识论是马克思在认识论中的**性变革。 2.波普尔的哲学体系，重点在于批判的理性主义，这即与经典的经验主义及其观测－归纳法泾渭分明。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出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3. 正是由于在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引人了潜能（这不同于物理学家的认识论范畴），所以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他说：“上帝是不掷**的”，以此来表示他的反对意见。这个陈述的要点是**游戏以机遇律为依据，而爱因斯坦认为，后一概念只有在有限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论的局限性中才能找到它的科学意义，这种局限性存在于认识主体同包罗一切的科学知识对象的关系之中，因此，当在本体论上讲到那个对象本身时，那就是误用了。这个对象自身是无所不包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是全知的（类似上帝那种形式）；对于任何有关这种对象的科学描述，机遇或者几年概念是不适当的。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包含了海森伯对爱因斯坦以及其他人对他的测不准原理和量子论的批评的回答。在理解这个回答时，必须记住两件事：（1）前面提到过的关于 实验物理学的数据和它的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2）在（a）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和在（b）量子力学中，几率概念所起的作用的区别。关于（1），爱因斯坦和海森伯，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是一致的。只是关于（2），他们才有分歧。然而，关于（2），海森伯和量子物理学家同爱因斯坦发生分歧的理由，有相当成分取决于（1），这是爱因斯坦也承认的。 节选自 4.**历史上的秦军(中)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