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曾子墨的《墨迹》完整电子版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曾子墨，讲述从华尔街到凤凰卫视的故事。本书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今起节选连载。 1.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人习惯于高考定乾坤，但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却截然不同。 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各大学自定的入学考试，学生们只需要在中学毕业前参加一个名为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 是否具备领袖潜质成为美国大学最强调的录取标准之一。每所大学都要求申请人在填表时，把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 中学时，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小学时，又是“三道杠”的大队长，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让我为难了。那就是：h**e you done any community service？if so，please de－scribe them.(你是否从事过社区服务？如果是，请详细描述。) community service？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跑去咨询在人大留学的美国学生nancy，到底什么是community service？ “什么？你竟然不懂community service？”nancy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社区服务！” nancy这才恍然大悟，说：“也难怪，你们的学校只教学生考试，学生根本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在美国，从小就做义工！” 经过nancy解释，我才明白community service**确的翻译应该是“义工”。美国社会强调社区自治，无论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认为做义工天经地义。从孤儿院到医院，从流浪者救济中心到社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义工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义工了解得越来越多，申请表里的问题也让我越来越困惑。我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没有“义工文化”，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 犹豫再三，最终，我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做义工可以培养高尚的品德，还可以让学生了解社会。然而在**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 当我坦诚并且毫**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 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 可见说真话，自有说真话的魅力。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2.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 我妈出生在一个****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然而，对**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的美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党员。 于是，和上世纪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把10个**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描写**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时，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3.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曾子墨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去念大学。”“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的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我来**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时，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二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4.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这片同样是**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kkr以250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co，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尽善尽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找暑期工更难，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 我始终相信，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 于是，不论关系远近，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骚扰”。终于，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结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无音信。 “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两个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请我到纽约去面试。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面试前几天的《**》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5.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百货商店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漩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披着黑色长大衣，脚蹬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十个小时不在话下；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来！”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