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农庄购买规格是怎么回事

**集体农庄与**人民公社之比较薛凤伟(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062)[摘　要] 　**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是在两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基层组织。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之后建立的,都采取了集权制的组织形成,其职能也极为相似,都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它们深受不同的历史传统影响,所以二者在成因、工作效率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二者作一比较,从而增强我们对这类组织模式的更深层的熟悉。[要害词]集体农庄;人民公社;集权制;农业集体化[中图分类号]f112.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301(2002) 03 - 0043 - 04[收稿日期]2002 - 04 – 17**十月**与****,都是在现代化起步晚于欧美的古老传统帝国,在农民为居**要成份、资本主义不发达条件下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剧烈变革,开辟了一条农民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之路。经过种种波折与奋斗,**在1936 年,**在1961 年新体制最后成形,即以“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为模式的**集体农庄和以“**所有,队为基础”为模式的**人民公社。这一体制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的义务交售制与“**”制、**的统购统销与户口制) 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也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种类型。鉴于此,本文拟对二者在其成因、组织形式、工作效率及其作用等方面作一简单的梳理,从而更好地了解中苏农村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为中苏两国实行改革以实现现代化提供可警示与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在其成因方面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　　在社会主义**之后,中苏两国均确立了同质的意识形态,相应地,农村社会出现了共同体排斥个人经济自由的进程。因意识形态动因(以社会主义理想消灭两极分化) 与非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动因(“抽取”农村资源用于**工业化) 导致了农村集体化。但中苏仍有很大不同:11 不同的农民观。**认为农民从本质上是非社会主义的。早在1928年初,**就开始对小农进行否定,不再讲农民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宣称“基本农民群众”过去一直在走“旧资本主义道路”[ 1 ] (p201) ,“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1 ] (p141) 这样,小农同富农不再有原则差别,同是“资产阶级”,同是社会主义的异类,是资本主义在**复辟的基础。因此,小农应成为消亡的阶级了。所以,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从**上看,不是农民,不是工农联盟,而是无产阶级;从经济上看,不是农业,不是工农业的均衡发展,而是工业化,是重工业。由此,**在**经济文化不够发展,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之时,就匆忙否定个体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急于改造农民,改变所制,并把改造农民等同于非农民化,等同于消灭农民。所以,他采取强制**手段实行全盘集体化,消灭个体农民的私有制。**认为做到这点还不够,他说:“假如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那就错了。”[ 1 ] (p227) **认为更重要的是**对集体农庄和庄员的全面控制,使他们绝对服从**利益,并且使农业完全服务于工业化。与**不信任农民不同,**的主要问题是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保护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名义下,不断改变农民合作制的财产关系。1958 年实行人民公社时,在**的眼中, “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 (p344) 所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对经济关系作适当的调整, ..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 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 2 ] (p348 - 349) 由此可看出,**对经济关系调整的依据不是生产力的有所发展,却是目前的经济关系,“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2 ] (p348) 。此,**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估量是过高的。21 集体化的难易程度不同。**比**更轻易集体化,因为**是**———村社传统;**是**———农户传统。****后形成的与其说是小农农村不如说是村社农村。1918 年的土地改革不仅消灭了地主,也基本消灭了独立农民,全俄农村普遍村社化了。这种村社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反现代性(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全面否定) ,另一方面又具有传统村社小共同体自治倾向,农村出现“村社与村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局面,对**本位的一元化改造具有强烈的抑制能力。因此,**后**农村是左右皆难:走资本主义道路,则需搞“新斯托雷平主义”,以克服小共同体传统对个人经济自由的压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则需用一元化的“康姆尼”制服自治的米尔,以克服小共同体传统对**主义的抑制。两者皆很难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新经济政策时期,**试探走前一条路(至少是想尽量“利用”资本主义成分) ,果引起1927 ———1928 年的“粮食危机”。1929 年**打垮反对派,实行“大转变”,改行后一条道路,结果起强烈的农民反抗,从宰杀大半牡畜的消极抗拒直到出现“**的农民战争”,当局进行了代价惨重的军事**,这条路才走成功。而****后形成的是比传统时代更典型的农户农村:1949 年后的土改不仅消灭了地主,而且消灭了本来就不发达的传统小共同体成分(族庙公产、宗族公社等) ,全国农村彻底“小私有”化。这与苏俄土改消灭独立小农而实行村社化恰恰相反。它一方面为农民家庭农场在起点平等基础上进入市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把传统**乡村社会中大共同体压抑小共同体的特征(一盘散沙的“伪个人主义”与“利出一孔”的**主义互为因果的特征) 发展到顶点。**把传统家族、社区的小共同体纽带扫荡殆尽,连**中的农会在土改后也消亡了。农村组织前所未有的一元化。因此**后**农村似乎是左右皆“易”: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无须克服传统小共同体对个人自由与市场竞争的阻挠;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无须克服传统村社自治势力对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的反抗。因而具有两千多年“小私有”传统的**农民反而比具有“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的**村社社员更易于被“集体化”(实为**化) 。　　二、组织形式方面有相似的特征———集权制,**的权威模式确保了制度的稳定、政令的贯彻、体制的单一和计划的执行在**关于集体农庄的设想中,他非凡注重集体农庄同无产阶级**间的关系。他对农民包括组织进农庄的农民并不放心,不肯把所有权、经营自**交给农庄,而是让**机关直接控制农庄。**向农庄下达上百项计划指标,对生产的品种、播种的面积和时间、每项工作的技术要求、收获的时间、上缴**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所有这些指标都是指令性的,是必须执行的,违者要受法律的制裁。为了确保**指令的执行,除了通过党政机关进行直接领导指挥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二是实行义务交售制。有些**学者认为,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是因为集体农庄“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置和使用新的技术装备”[ 3 ] (p498)这一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农庄假如缺乏条件,**应帮助它充实资金和技术力量,逐步拥有和把握各种农业机器。实际上,**并不想帮助农庄拥有生产资料,他要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控制农庄。1933 年1 月,联共中心和**决定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立**部。它的任务是用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方法监督集体农庄的活动。党中心的决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履行自己对**的义务,非凡是要同**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果断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对抗执行党和**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 4 ] (p341 - 342) 另外,机器拖拉机站还通过使集体农庄同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脱离的办法来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把农庄的全部活动纳入**的行政命令体制之中。**对集体农庄的另一项控制措施是,实行农庄义务交售制。原先,**对农产品实行预购合同制,但在1928 年爆发了粮食危机后,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 中心通过决议,“废除现有的谷物采购的合同制度,并为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规定具有纳税效力的按**规定的价格向**交售谷物的固定义务。”[ 5 ] (p251) **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但**付给的价格极低。集体农庄的庄员把义务交售制作为不堪忍受的重担,经常用缩小播种面积和拖欠等办法消极反抗。**宣称,这是“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无声’的战争。”[ 6 ]于是,**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农民。派下去的征粮队员普遍采用打骂、体罚、刑逼的办法收购粮食。对未完成交售任务的地区和农庄则停止商品供给,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并交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人迁至边远地区。这些行政命令手段使义务交售制得以贯彻执行。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基本思想:为确保农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必须使土地和农业机器等主要生产资料完全把握在**手中;并且社会主义农业应是大农业,不仅要打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而且要不断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在他看来,经营规格愈大就愈能充分发挥机械的效益,就愈轻易对农庄进行控制治理。从表面上看,**创建的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同列宁的合作社确有相似之处,它不是国营农场而是农民组织,也同20 年代的农业劳动组合有某种继续关系。但是,两者间有着重大的原则区别:11 合作社是自愿组合的组织,有充分的自**,它的成员有个人独立的地位,而集体农庄和庄员却没有。农庄的组织形式和公有化程度是**统一规定的,不容选择和更改。农民只能加入这一形式的组织。虽说农民有自由加入和退出农庄的权利,但那只是纸面上的规定,无法兑现。集体农庄庄员必须听命于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同城市居民不同,没有**,到城市工作或居住需要领导4 4批准。庄员的自由迁徒权实际上被剥夺了。集体农庄和庄员同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分离,无权也无力自主决定产、分配、人事等,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听命于**。集体农庄已经失去了合作社所特有的自愿自主性质,它在很程度已经成了**的一个基层单位。除了答应庄员经营副业和不保证庄员的最低收入外,几乎同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21 合作社是协调农民私人利益和**利益,使私人利益在“合适程度”上服从**利益的机构。而集体农庄却**的合理利益。**通过集体农庄控制农民,要农民完全服从工业化的要求。不仅要农民以低价向**出售农畜产品,交纳**所说的“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而且不管年景好坏,都要按期如数完成**下达的任务。**奉行的原则是:对农村的产品是需要多少就征收多少;而提供给农村的工业品则是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不均等的交换就是通过集体农庄而不是合作社进行的。从以上两点看,**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的集体农庄形式并非列宁设想的合作社形式。它不是独立生产者的自愿联合组织,它是**监督治理农民的基层行政单位,是**直接控制下的村社的再版。总之,**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结束了个体农民的分散经营方式,它用行政命令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农民,使农业完全服从于工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使**可以不受经济规律约束地从农民拿走它所需要的农畜产品。这样一种行政命令体制的最终确立和长期维持,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不同于工业,没有共同的标准工作环境,它必须因时因地进行生产,它最不能接受集中指挥和行政命令,它需要的是生产者的主观能动性。农民几千年来也是最不肯接受外人指挥的生产者。**采用严厉手段实行全盘集体化,把农业变成一种受控于**又依附于**的经济部门;把农民变成没有职业选择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治理权和产品支配权的消极生产者。最后发展成连农作物的行距多大、庄员家庭饲养的牛羊有几头都由上级来统一决定。这样行政命令体制就以最彻底的方式在最难办的**门和人口最多的农民中建立起来,从而公布这一体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确立。这一体制造成的危害极其重,它的最大弊端就是,使农民脱离主要生产资料,失去独立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因而极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和**积极性。用非经济杠杆维持农庄的运转,随意违反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阻碍商品流通的发展,把农业引向闭塞的自然经济。这样一种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缺乏生命力的,它违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与**集体农庄十分相似的是,1958 年,**农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占全国总数99. 1 %的农户纳入了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影响**历史达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基层**结构包含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党在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中,必须起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可以说是党进一步加强其在农村**优势的重要步骤,对农村基层社会产生了极大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农民卷入**活动中心。农本来是一个处于**边沿的社会角色,人民公社体制把物质利益和**绑在一起,农民选择生存,就必须同时选择**,使农村布满了与农民这一社会角色极不协调的浓烈的**气氛,农民之间的**关系得到极度的张扬,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都退而求其次了。第二,“政社合一”造成强**、弱社会,使**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顶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整个人类社会最终将变成一个不带强制色彩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主义社会,设想**将逐渐融入社会。但在世界**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以及被**集中控制的社会内生出一种**的**体制。一方面它在较短的时期内高效率的对整个资源进行配置,有利于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政权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严密控制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自我调节对**行为的制约和补充,轻易使**行为走向极端,损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长期有效充分地发挥。人民公社体制使**对社会过度的膨胀和侵削,几乎就是社会**化。从表面上看,在这种体制下党在农村的**优势得以巩固和加强。但实际上,由于广大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选择和思考的自由,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预示农民的思想**教育体制开始僵化。在轰轰烈烈的**运动后面,广大农民日益产生出厌倦和不满,这种负面效应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使党在农村加强其**优势的努力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遭受了挫折。　　三、**的公社农业比**的集体农庄效率要低,并且也更不公平　　**与前苏东**改革前的经济体制虽然名义上都叫计划经济,但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简而言,改革前**的公社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苏东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集体农庄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的公社体制是一种大轰大烈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苏东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可以改进的潜在优势。**的农村改革是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开始的,我们过去常说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其实,无论哪一级集体,不论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没有真正成为人民公社济的主体。实际上, “社会主义改造”后中苏农业都成了“**管制下的农业”而非真正的“集体经济”,因为从要素配置、生产5 4策、产品处置直到治理者的任命都是由**而不是由农民“集体”作主,即集体并非真正的经济主体。但与国工业不的是:在工业**家管制了国有企业,**也承担了此种管制之后果,即保证企业职工一定的收入;而农业则是“**管制但却由农民承担管制后果”的经济,**控制了农村经济的各个环节,但却并不保证农民的福利,亦即大共同体的束缚能力很强而保护能力却很弱。随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过去,**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工业开始反哺农业。1966 年全苏集体农庄实行“**保障的工资制”后,**的农业体制实际上已与**的国有企业无异,**承担了控制的后果,而农民也得到了大共同体的保护。因此,**农民对改革不感爱好,致使其农业改革严重滞后,农村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动力源,反而比城市更为保守。**由于原来的法家式“命令经济”具有更的农业文明色彩,比苏东的“计划经济”效益更低。直到改革时,工业仍从农业中“抽取”营养,而人民公社体制仍然维持着**“原始积累”阶段的状况,农民只受到体制的束缚却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因此,**的公社农业不仅比**的集体农庄效率低,也更不公平。　　四、两种农村组织的职能与激励机制相似在人民公社与集体农庄的体制下,农村基层组织设立,是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也就是说,为了在资源稀缺以及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推动**工业化,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村资源,转移农村经济剩余。为此,这种社区组织需要履行以下几种职能:控制农村生产资源,使之既不能外流,又要使其流到**要求的生产领域;控制农业税的缴纳和农产品的出售以获得直接税以外的一个“超额税”;类似职能逐渐增加,以致包括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可以说,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存在理由,它通过一个**的中心**来控制和集中全国主要的人、财、物进行现代化建设;调解和减缓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紧张局面;抵御和抗衡了来自外部的侵扰与干预;为两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换言之,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农庄制度,正是在两国工业化建设必须从农业中提取建设资金这个不可能跨越的历史阶段,出色地完成了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万个小农家庭吸收所需资金的农村社会制度。尽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为执行此类职能而形成的这种类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与其说是农民群众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安排的产物。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自然不能包含所谓“退出”机制。只要农村经济为**工业化战略服务的性质不变,这种组织的强制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退出是不容许的。在此前提下,由于农业中计量和监督劳动努力程度的成本过高,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努力失去了联系,因而这种组织不能提供生产努力的激励,甚至具有破坏性。因而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都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随着中苏两国的改革,农民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