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李治亭的清史观

2005年5月8日，著名清史专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先生应我院明清所邀请，来我院为学生讲座。李先生讲座的题目是《清史与<清史>纂修》。笔者有幸聆听了先生的演讲，感觉受益颇多，深深倾慕于先生之学识。现在回想起来，先生所讲还是余音在耳。今根据记忆所及，就李先生所讲清史部分，并参考李先生有关论著及资料，整理成文。同时，兼录一些笔者的认识，愿以此求教于诸师长、学友。一、清史分期及各期重大问题　　李治亭先生所讲清史部分，先从时间顺序上，将清史的脉络捋清，并把各个重大问题融入到时间分期中，听来条理清晰，主次分明。现按其讲述，追记如下。（一）清入关前史　　1．时间断限　　李先生讲，关于清史的源起历来就有争论。有人以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十三甲起兵”为始；有人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为始；还有人以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为始。但毫无例外地，以往不论哪种说法，都将1644年，清军入关做为清朝正式的开始。先生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是清史真正的新纪元[1]。在现在的清史研究中，要建立清全史，即大清史的观念：1583年—1912年。而清入关前史，则应为1583年—1644年，关于这段历史，李先生称之为“清史源头”。　　2．入关前史之内涵　　李先生讲，清入关前的61年时间，是创建政权与形成满族的过程。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经过三十多年的血战，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在1616年创建了清朝的前身政权，即后世所称之“后金”。而三十多年血战又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历史后果：满族从古老的女真族中脱胎而出，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满文的创制。到了皇太极时，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于天聪九年（1635年）正式命名为满洲，这就标志着满族的最后形成。而入关前，清（后金）的政权的创建和巩固，与满族的形成交织在一起，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2]。 　李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功绩，并分析了他们在性格和政策上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努尔哈赤具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而皇太极则持“满汉一体”的观点；努尔哈赤不想进关，而皇太极生前曾五次入关。从这两点上来看，皇太极要夺取全国政权的雄心壮志是远大于其父的。所以在皇太极时，清初具**规模。　　然而李先生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还特意指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没有统一东北全境。阎崇年先生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的说法，是有误的。　　　　3．清入关前之社会性质　　这是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而今尚未达到共识的问题。清入关前的历史，被学术界分为了两个阶段：前段是赫图**时期，即进入辽东前；后段是进入辽东汉人农耕区至入关前。一般都认为，进入辽东地区后，以“计丁授田”为标志，后金社会开始封建化。而之前的社会性质，有人说是实行封建农奴制的封建社会；有人说是家内奴隶制的奴隶社会。这个问题限于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是极为复杂繁难的。各家的言论观点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行之于道。李治亭先生暂持“奴隶制说”，在进入辽东地区后，后金社会迅速封建化[3]。（二）统一全国　　这一阶段的历史要从1644年4月多尔衮统军进关开始算，下限要到1683年清朝**为止。李治亭先生对这段历史用力颇著，故此讲座时为之分析的问题也较多。计有明清战争的评价、吴三桂问题、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诸题。　　1．明清战争的评价　　明清战争，前人评价颇多，学说各异，但大多数都带有明显的毁清誉明的倾向。李治亭先生曾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论调[4]：一是“民族征服”论。此论指明清战争是满族对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征服。　　一是“破坏论”。指明清战争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清朝罪莫大焉。　　一是“打断社会发展进程”论。指明清战争及其结果，即清朝入关统治全国，中断和延误了明朝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　　对于上述论调，李治亭先生都曾在专文中逐一加以分析批驳。　　李先生在讲座中明确指出，明清战争是一场统一的战争。其发展是清这一地方政权**央→再统一的过程。他早就说过，“明清战争不是满族对汉族的战争，而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有汉、蒙、索伦（即鄂温克）、锡伯及后来称为达斡尔的多民族参加的对明朝展开的总攻击。这些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应平等地看待每个民族，他们都有权反抗压迫者，有权参与夺取统治权。”[5]　　2．吴三桂及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　　李治亭先生有一部代表作，是《吴三桂大传》。所以他对吴三桂这个历史人物的把握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由此引申到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李先生的见解确乎令人叹为一观。　　李先生讲，吴三桂开始是很忠于明的。在山海关外，明朝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的情况下，吴三桂还能不为清廷的百般劝诱所惑而降，这毫无疑问是他忠于明朝的表现。　　而吴三桂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以身殉国之后，确也曾一度降过李自成。他率部入京，在途中，“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6]然而，最终吴三桂与清军走到了一起。这是李自成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正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吴三桂初始的本意是“请清兵”，而不是降清兵。这一点李先生在他的相关著作中给以详细地分析[7]，此处不再赘述。　　到了李自成统军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前血战之时，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吴三桂才无选择地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康熙年间又发动叛乱，因涉及耿精忠、尚可喜，所以史称“三藩之乱”。但李先生说，这场军事叛乱是吴三桂主导的，而尚可喜未叛清朝，耿精忠只参加了一年多就反正，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参加叛乱却未与清军交战，且是经过康熙默许的权宜之计。这样看来，这场叛乱从头到尾参加的，只有吴三桂一藩。应称之为“吴三桂之乱”更加适宜。李先生在其主编的《清史》中，就用这一提法。　　由吴三桂又引发出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同一人物的评价就会大相径庭。李先生就提到，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去**，由于**学者奉南明为正统，是反清的，故此他们对吴三桂就大大地贬低了。在这样的立场下，想得出吴三桂开始是很忠于明的结论，完全是不可能的。而据现有的史料来分析，这一说法恰恰是成立的。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立场和标准是何等地重要。　　李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那就是，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即大一统的标准。正如清朝的大一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一样。对大一统有利的人或事也应该为我们所肯定。当然这只是大方向的把握，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具体分析。但有一条还是永恒不变的：功者功之，罪者罪之。　　（三）康乾盛世及盛世以降　　这一段李先生讲得稍少了些，但也提出了一些较重要的观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了盛世的步伐。在这一年，清朝解决了**问题，完成了**的统一大业。　　康熙五十年（1711年）进入盛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谕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于全国实行以康熙五十年人丁数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这标志着“康乾盛世”，也是大清国力达到鼎盛。　　但到了乾隆后期，清王朝的形势就开始进入“持盈保泰”时期。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举目观之西欧**，乾嘉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而**还处于封建社会。　　李先生将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划为清朝的衰落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为清朝的衰亡期，这是极易为人理解的。　　关于“康乾盛世”，有学者质疑其有无。甚至有人说，“康乾盛世”是几个学者捧出来的。还有人说，以横向比较来看，“康乾盛世”的说法不成立。李先生对于这些说法都一一给予驳斥。尤其谈到比较问题上，李先生着重讲，之所以说“康乾盛世”，本来就是把那时社会状况与**历史上的“盛世”的社会状况作比较而得来的。而所谓的横向比较，在“盛世”的判定问题上，是不可行的。二、笔者小识（一）关于皇太极生前几次入关袭明的问题。李先生讲是五次。而据我的粗略统计，包括皇太极亲率大军及派遣大军入关袭明则有六次，若只算皇太极亲率大军入明，则不足五次。笔者根据《太宗实录》所载，将皇太极时的六次入关袭明起止时间列出，其具体情况，笔者拟做专文探讨。　　第一次，天聪三年十月癸丑（初二）—天聪四年二月甲子（十四）；　　第二次，天聪六年五月庚申（二十三）—天聪六年七月丁酉（初一）；　　第三次，天聪八年七月已丑（初五）—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初七）；　　第四次，崇德元年五月癸酉（三十）—崇德元九月已巳（二十八）；　　第五次，崇德三年八月丁巳（二十七）—崇德四年四月已亥（十二）；第六次，崇德七年十月壬子（十五）—崇德八年六月癸酉（十一）。 （二）　　阎崇年先生在《正说清朝十二帝》[8]一书中，两次提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一处是在第3页：“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另一处是在第11页：“经过12次大的战役，这位苦难青年（努尔哈赤）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　　第一处的说法，将统一东北的大功绩授予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这还有点差强人意。第二处的说法就玄乎了，直接把统一东北全境说成是努尔哈赤一人创下的功业。而且从行文来看，努尔哈赤这个“苦难青年”在统一女真及东北全境的同时成为了后金大汗。这又进一步将清统一东北全境的时间提前了。　　实际情况却并不如阎先生所说的那样。　　清代史臣在赞述皇太极丰功伟业时，曾有这样一段话：“上尝亲行挞伐，直抵燕京，斩其将帅，破其城堡，声灵震叠，取中原易如反掌。而重惜民命，不忍使之罹于锋镝，旋师而还。迨至讲和，怙终罔悔，不得已而加兵。取大凌河，拔松山，杏山，降大寿于锦州，擒承畴于塔岭，悉有宁远以东之地。”[9]　　皇太极包括其父努尔哈赤，两代人的浴血奋战，艰难创业，终皇太极时，取得的成绩就是“悉有宁远以东之地”。这一成就很大，但与统一了东北全境是不可等同视之的。最起码，在皇太极去世时，宁远以西，山海关以东的土地还未在清掌握之中。顺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甲子，顺治帝为出师征明而祭告太祖，大行皇帝（太宗）时，方才在祭文中说：“去年九月中，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征明。以红衣炮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山海关附近中前所人皆弃走。今年三月中，明宁远，沙后所二城人亦弃城走。山海关外地方尽为我有。”[10]　　由此可见，在顺治元年夏四月的时候，大清皇帝才自豪地向祖、父“汇报”说：“山海关外地方尽为我有。”东北全境之统一，到此方告完成。诚然，东北之统一，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功莫大焉，然而也不能用提前其统一时间来宣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武功吧。 （三）关于清代统一的问题，不仅有其积极的一面，也不乏消极的一面。赵轶峰老师在《史学集刊》1986年第一期发《论清统一的局限性》一文，可参看。由此想来，既然清统一都有其消极面，那么仅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明清之际的人或事，恐怕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复杂的，在坚持一个带主导性的标准之外，还需要兼顾一下其他的标准。 三、结语　　李治亭及当代清史学者中之佼佼者，其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笔者管窥蠡测，聊缀数语为文，若能发先生宝山一角，则可称大幸焉。至于笔者些许鄙陋之见，更是贻笑大方之辞。然自知“闻道有先后”，故不耻于鄙，为之文，而求正于学富者。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