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打工没有人收怎么办

她们的昨天在背景的照片上，她们的今天，一样饱含欢笑与泪水。 薛云麾摄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打工”被解释为“做工”。但“打工”不同于“工作”的特殊意味是“为老板干活”。“妹”则是性别的特指。(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历史学者发现，清末民初广东就出现了“打工妹”，当时关注时事的文人已经在他们的文章里记录了“打工妹”的生活。“打工妹”这个新名词之所以会引起当时文人的关注，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妇女尤其未出嫁的女孩很少走出闺房。但是**战争以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迅速，列强入侵进一步导致**经济衰落，普通**家庭尤其是乡村社会的贫苦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女性被迫走出闺房，进入谋食者行列。另一方面，当时外来的工业刚刚兴起，像缫丝厂这样的轻工业企业无法抵挡年轻又顺从的打工妹的“诱惑”。　　**人与外来资本的第一次相遇，恰好也是**女性第一次与资本的相遇。当时的文人记录了一次招收女工的“盛况”：“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于是相与连袂随裾，或行逐队以去。……呼朋引类，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惟恐不能入选”。　　一百多年前一纸招工广告，可以让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激动。　　没有人记录这些“打工妹”个体的命运多少令人遗憾，但是对于“洋务运动”的宏大叙事和对于“打工妹”的民间记录共同揭示了**现代化之路的源头。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的解释，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变化。从晚清开始，**被迫踏上这样一条现代化之路，而作为被传统文化束缚最严重的**女性，她们的“现代化之路”更艰难，也更独特。　　这条由无数女性踩踏出的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模糊，但是仍然有着丝缕印记，延续到今天。　　我们的寻访开始于两年前一次西部山区之旅。结束旅行的当天，我们早上离开寒冷的山区，下午返回深圳。当喧闹的热浪和现代化的城市风景展示在我们面前时，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刚刚乘坐的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台时空穿梭机，经历一条时间隧道，从几十年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返回到现代都市。　　这种奇怪的感觉不仅源于空间的阻隔，也源于时间的变迁。在旅途的起点和终点的所见所闻，真的出现在同一天或同一个时代吗?如果在机场里来去匆匆的男女们身上色彩丰富的时装是现代的符号，那么当天上午还坐在我们对面的农妇们身上破旧且颜色灰暗的衣裳是不是意味着过去?如果城市里那些擦肩而过的靓丽女性描过的眉毛、涂过的嘴唇和保养过的白皙皮肤代表现代的话，那么这些天见到过的那些黝黑的面孔粗糙的皮肤是否也意味着过去?　　有着这种时空错位感觉的不只我们，应该还有另外一群人，她们是打工妹。　　当我们从繁华的深圳赶赴她们的故乡时，她们其实一直蛰伏在霓虹灯掩盖下的深圳都市边缘。　　我们的错过似乎是必然的。波音飞机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旅程;而她们在多年前，坐着自家门前小河里的木筏，再乘坐体积庞大的客轮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然后乘火车，换汽车，经历数天数夜才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长途迁徙。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奔走在不同的路上。　　如果没有这次旅行，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历史长河里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妹。如果我们看不到旅途的两端——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繁华与冷清、富裕与贫穷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通过身体所暗示出的社会等级差异，比如衣裳的“洋气”与“土气”、身材的“苗条”与“健壮”、皮肤的“白皙”和“黝黑”等等，我们就难以想象打工妹们的旅行在空间上的距离有多远，更难明白旅行的时间需要多长。　　其实，正是存在于打工妹家乡和深圳之间的这段“时空差距”，诱惑她们义无返顾地奔向更远方。这段“时空差距”所筑就的道路，起点是打工妹的故乡，终点则是向全球资本开放的新兴城市深圳。　　这条路的名字叫“现代化”。“打工妹”就是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旅客。　　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流动的打工者不到200万人，1989年却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外出务工就业出现了新高潮。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2004年**统计局在全国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　　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就吸引了大约30万外来工，其中打工妹约为20万。从1984年到1988年，统计表明，深圳的户籍人口从初期的30万增加到60万，而打工者数量猛增至80万，女工至少达到50万人。从1992年开始，深圳外来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93年至少增加到200万人。而2007年初，深圳官方公布的深圳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人，打工妹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　　只要打工妹们的家乡和城市的“时空差距”仍然存在，她们就会不断出发、上路。(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韶关　　1982年2月18日，韶关火车站突然变得格外热闹。(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下广州的列车即将起程，在韶关站上车的一百多位乘客全是清一色十**岁的女孩，而月台上则破天荒簇拥着千余人的送行队伍。列车即将启动时，车里车外一片哭声。那些已经上了车的女孩趴在窗户边喊着家人，而在月台上送行的父母兄弟则追着列车朝前跑。　　送行场面这么悲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批年轻的姑娘们要去往哪里呢?二十几年后，那批姑娘中的郑艳萍还清晰记得发生在韶关火车站月台上的壮观场景。　　1981年夏天，郑艳萍从广东省重点中学韶关一中毕业，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决定回母校复读一年。但是一张贴在学校的海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家**的玩具厂委托蛇口工业区来韶关招工，欢迎高中毕业生报名。郑艳萍抱着好玩的态度报了名，她是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因此轻而易举就被招上了。　　面试的时候，招工的人非常喜欢这个活泼聪明的姑娘，“去吧，蛇口离**很近，以后发展起来比韶关还要美。你们一去工资就有80元，每个月还有奖金，发的是港币。生活方面会有补助，都是从**进口的东西。多好!”　　80元的工资倒是不坏，妈妈工作了几十年才拿60元。郑艳萍犹豫着。　　“现在蛇口在大发展时期，非常需要人才，你现在到蛇口去做贡献，将来就成了蛇口的第一代功臣啊!”　　郑艳萍还是犹豫，“我回去想想!”(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正在犹豫不决时，一个亲戚上门来“游说”了。这个亲戚就是后来做过韶关市劳动局副局长的胡维湘。他对郑艳萍说：“这是个机会，你应该去!”作为劳动局的干部，他心里很清楚，韶关市经济不发达，劳动力人口又多，还有那么多人等待分配工作。深圳正在建设特区，引进了很多外资，他很看好。于公于私，他都希望郑艳萍能够把握这次机会。　　“好吧，我去!”　　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不止郑艳萍，还有其他一百多个女孩。她们成为**改革开放后进入深圳特区的第一代打工妹。　　1982年2月18日，郑艳萍和近百名韶关姐妹上路了。火车傍晚到了广州，当天已经没有前往深圳的火车。送行的韶关市劳动局的干部和接人的蛇口工业区的干部安排这一百多名姑娘们在广州先住了一晚上。第一批韶关姐妹除了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人与**投资方有点沾亲带故，是“投奔”过去寻找出路的，此外还有一些人是已经在韶关的企业上班的技术工人，她们坚信深圳的发展前景更好，所以“跳槽”去蛇口了。晚上，她们就被那些刚出学校门的孩子围住了，打探各种其实她们完全不能解答的问题。比如：**老板是好人还是坏人?会不会欺负我们?住在海边有没有危险?**有没有特务泅水过来?我们真的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吗?那里有没有商店?衣服都是**货吗?据说那里都是女工，我们以后找对象怎么办?　　问题好笑，却很真实地映射了当时提问人内心的惊慌。就是怀着这样不安的心情，一百多人第二天又坐上了从广州到深圳的列车。当时罗湖火车站非常小，一群姑娘们踏着枕木和铁轨间的石子，拖着行李箱艰难走出了车站。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在家里没有吃过什么苦。现在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艰苦环境，就有特别无助的感觉。在铁轨上要搬动行李好困难。我记得自己在心里一个劲说，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但是当我停下来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吃力地拖着自己的东西朝前挪时，我知道没有谁能帮我了。”郑艳萍后来回忆说。　　见证了这群年轻女孩来到蛇口全部过程的，还有一个叫焦贤珍的韶关市劳动局干部。如今年过七旬在深圳颐养天年的焦贤珍对于她作为“带头大姐”来深圳的故事记忆犹新。(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1979年，焦贤珍在韶关市劳动局调配科工作。当时韶关总共有15个县，待业青年与日俱增，他们的出路成了劳动局的难题。于是，韶关市劳动局就抽调了焦贤珍等人到广州、深圳等地考察，认真记录了每个地方的用人需求，希望能安排待业青年工作。　　因为经常来深圳了解招工信息，焦贤珍和深圳市劳动局、蛇口工业区的关系特别好。每次焦贤珍都会对深圳方面的人说，“韶关太多待业青年了，请你们多安排些名额。”　　有一次，焦贤珍到蛇口出差，工业区一位韶关籍领导跟焦贤珍提到了蛇口工业区马上会有一个外资玩具厂，并给了200多个招工指标，让她回韶关招工。因为是玩具厂，需要做一些细活，最好招女孩子。焦贤珍当天晚上到邮局打电话到韶关，韶关市劳动局立即在15个县贴出招工启事。　　焦贤珍说，报名体检的人很多，虽然他们按照计划招了人，但最后决定来的人只有一百多个。当时，韶关人对外资工厂充满狐疑，认为那是资本家的工厂，还要招女孩子，是不是在**女孩子呢?谣言马上在韶关传开，一些通过了面试和体检的女孩又马上打起退堂鼓。城镇里的女孩子家里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差，很多家长一想到女儿要到深圳那个陌生的地方，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的“下乡”运动，更是舍不得放行。焦贤珍记得，她骑着单车到各个县，挨家挨户通知女孩子，给家长做工作。最后，成行的女孩子仍只有一百多人。　　苦口婆心地做了好多次解释工作后，2月18日，一百多名女孩子跟着焦贤珍出发了。在焦贤珍看来，这些女孩都是敢于吃螃蟹的人，离开家乡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需要足够的勇气。(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韶关的火车站，大家哭成一片，很多家长怕孩子到深圳没有饭吃，硬在行李箱中塞进了韶关的小吃，有的家长知道深圳离**很近，怕小孩到深圳后没有依靠，还把压箱底的港币也拿给了女儿。　　到了深圳火车站，天已经黑了。车站外一片荒凉，到处都是黄泥沙，比韶关的环境差多了，有的女孩子当场就哭了：“焦阿姨，你怎么能带我们来这种乡下地方呢?”焦贤珍指了指前方说：“蛇口工业区比这好多了，晚上去到那里就不一样了。”　　出了车站，广场上停着几台姑娘们很少见过的旅游巴士，大家七手八脚把行李搬上车，从火车站到蛇口的路极不好走，坑坑洼洼，道路两边不是村落就是山，繁华无迹可寻。不少人在汽车上不停地呕吐，呕吐，就这样到了蛇口。　　梅州　　1982年8月的一天，五岭山脉南麓的梅州山间公路上，一连驶过来三辆旅游巴士。旅游客车上坐着清一色十**岁的女孩。她们大多是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高考落选，她们成为“待业青年”。　　坐上这几辆巴士的梅州女孩，和那些坐火车出发的韶关女孩，她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她们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她们的目的地也是一样的。　　梅州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九成地貌都是数百米高的丘陵山地，而人口大部分是客家人。梅州自然条件不好，交通也极不发达。和韶关相比，梅州的经济更不发达，就业压力更大。所以当蛇口工业区来这里招工，梅州劳动部门的领导干部都非常高兴。　　但是，对于那些未谙世事的年轻女孩，在1982年要选择去还是不去深圳其实不那么简单。　　和她们的哥哥姐姐相比，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女孩是幸运的。经历过“**”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哥哥姐姐们，既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这被认为是人的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还被迫走上一条“回归”传统的路——被迫从城市进入偏远的乡村。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七十年代末开始陆陆续续回到城市，但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逝去了，他们也无法在城市谋得一份合适的职业。　　去吗?可那是资本家的工厂，有没有保障?会不会遭受资本家的剥削?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到处是资本家的地方去，安全吗?　　不去?家乡的待业青年越来越多，回到城里的哥哥姐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要解决她们这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待业”青年，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在家里靠父母养着不是很可耻吗?　　多年之后，曾红、黄文姬、曾苑芬这些不再年轻的梅州姐妹们，还清晰地记得她们当年在开赴蛇口途中所哼唱的歌曲是《清晨我们踏上小路》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曾红如今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一提起那段岁月，曾红显得有些激动，“回头想想，我真想把那些日子记录下来，那本身就是一本人生的书。决定人的一生真的就那么几步，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会是这样啊。我也是1982年毕业的，由于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很多高中毕业生一下子成为了小县城的待业青年。不久，我看到了贴在居委会的招工启事，开始到处打听那个叫蛇口工业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时候多闭塞啊，但是心里又憧憬着到外面去看世界。最后，我决定去参加招工考试。”　　黄文姬也是这批梅州姐妹中的一个，如今在深圳一家宾馆做管理工作。当看到蛇口工业区的招工启事时，黄文姬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两种可能——要么复读继续考大学，要么到蛇口去打工。黄文姬知道，即使复读一年能够考上大学的希望还是很小，“想了一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深圳打工。”　　还有一个毫不犹豫的人叫曾苑芬。很多梅州姐妹都曾因为离开家乡哭过鼻子，但曾苑芬却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就是要到蛇口。走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蛇口好。”她后来这样评价自己的选择。1981年，曾苑芬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在家闲得发慌的她天天嚷嚷着要父亲帮她找一份工作，谁知道父亲却一点也不着急，“现在有时间玩就赶紧玩，将来有工作，就得做一辈子不能休息!”1982年，蛇口工业区到梅州招工时，曾苑芬马上去报名参加考试。得知被蛇口工业区录取之后，她还开心得跑去广州玩了一段时间。激动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她踏上开赴深圳的大巴。　　既自信又有些担忧、既快乐又有些忐忑，可能就是那时曾苑芬、黄文姬和曾红的心情。招工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两千多人报名参加考试，最后将近一百名梅州女孩脱颖而出。据说，被录取的姑娘，不仅文化基础好，容貌也是“俏丽”的。　　在当地劳动局的组织下，女孩们乘坐三部大巴车出发了。　　队伍浩浩荡荡，路途坎坎坷坷。梅州山区颠簸的道路似乎在暗示这些女孩不平常的人生道路。当巴士行至兴宁地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行进在中间的一台车翻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车子翻第一次的时候，大家使劲抓住椅子，翻了一个跟斗，一个小个子姐妹居然还是站着的。”二十几年过去，忆起这段亲身经历的车祸，黄文姬像说一个笑话。但是车子很快又翻了过去，后来在山脚下停了。　　幸运的是，翻了跟斗的车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当天，受伤的姐妹被送进医院，其他人留在兴宁县城住宿下来。晚上，梅州劳动部门的干部和蛇口工业区的干部问她们，继续前进还是返回家乡?大多数梅州姑娘热情高涨地说：“继续前进!”　　也有人回去了。有人本来就对这次出行充满了怀疑，车祸更加使她们坚信“前途艰辛”。车祸发生后，有人打电话到离兴宁不到70公里的梅州家里。第二天，很多家长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　　“最有戏剧性的是，有一个家长还带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原来，那份大学通知书在它的主人踏上去异乡的巴士后才姗姗来迟。如果没有这场车祸，它的主人可能已经进入蛇口的外资工厂成为一名合同制工人。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时代，这纸通知书只能躺在主人的书柜里哀叹命运的阴差阳错。但是，似乎为成全一个女孩的梦想，车祸发生了，通知书到了主人的手里。据说，她发出惊讶而快意的尖叫，背上行囊，转身回家。　　二十几年后，当年巴士上那批旅客在不同场合都不约而同说到那次车祸。那似乎是一次万幸的车祸，因为没有人死亡甚至连重伤的都没有;那似乎是一次极普通的车祸，车子都还能够继续前行。但是它好像又无法从这些姐妹的记忆里抹去。如今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职员的黄小丽告诉记者：“我们带着一点嫉妒也带着一丝怅然若失的心情目送着那位幸运的姐妹离去，自己只能义无返顾地再次登上汽车。就像前一天晚上我们兴致勃勃高喊的口号：‘继续前进’!”　　汕头　　1982年4月30日，汕头。　　这又是一批上路的打工妹，这一天蛇口工业区派了几辆大巴到汕头去接新招的女工，即将远行的女孩们一个劲抓住家人的手，哭得泪眼婆娑。　　陈小霞也哭了。不是因为舍不得家，而是因为到蛇口去打工是她很不情愿的。蛇口工业区到汕头招工的时间是1982年2月，因为招工海报上写着“月薪80元”，所以在这里引**动。当时汕头市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是30元。　　正在复读准备参加高考的陈小霞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但是招工考试前，一位亲戚来到她家，鼓动小霞去报名，实际是想请她为其女儿“陪考”。陈小霞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考试结束一个月后张榜公布了成绩，700多人参加招工考试，最后只录取了100多人。亲戚的女儿没有通过考试，陈小霞却被录取。　　陈小霞不想去工作。当时距离高考仅有不到4个月时间，她坚持要留在家乡参加高考。对于小霞来说，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家人觉得汕头太落后了，趁这个机会离开也许是小霞不错的选择。　　汕头本来是广东的重要城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汕头就有“小上海”之称。到解放初期，汕头是同**不相上下的商业繁荣城市，汕头人做生意也颇有名气。但是经历**之后，汕头的城市变得混乱而破败。　　陈小霞的家人很希望她抓住这个机会，在**定居多年见多识广的姐夫刚好来老家探亲，他也鼓励陈小霞到深圳闯一闯。经不起家人的反复劝说，陈小霞同意到蛇口工业区的凯达玩具厂工作。　　和陈小霞不一样，翁纯贤对来蛇口充满了渴望。1982年初，高中毕业的翁纯贤没有事干，常常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一张大大的招聘启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招聘女工。招聘启事特别注明，文化考试要达到**初中文化水平。　　**的初中文化水平是什么水平?好奇心驱使翁纯贤参加了招聘考试，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考试。没想到一个月后她就接到了通知，成了120名录取者之一。　　决定去深圳打工在翁家引起轩然大波。翁纯贤的大哥是大学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翁纯贤到深圳。在大哥眼里，蛇口工业区乃至深圳特区，都是“洪水猛兽”，妹妹一到深圳，证件就会被收走，不能回家。翁纯贤在**的外婆则说，跟**老板打工太辛苦。但倔强的翁纯贤执意要到深圳，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郑艳萍和陈小霞她们是幸运的。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曾思考过自己和蛇口在历史叙事中的“意义”。更有意思的是，她们还试图采取种种“抗拒”的行动来寻求自身命运的“自由”。她们找到这种“自由”了吗?她们改变命运了吗?只有回过头看才知道，在时代大潮的涨涨落落起起伏伏中，她们的命运悄然改变了。　　没有文化不代表活不下去了！！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