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说唐代官学办学的情况

一、“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唐代学制系以隋代为先驱。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在学校制度与文化教育方面却颇有建树。文帝开国之始,便广泛征集儒家经典,炀帝时又对其加以整理和分类,即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后来成为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隋文帝初年,定国子寺(后改称国子监),设祭酒1人,属下有主簿和录事各1人,统领各官学,开我国历史上设置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专职教育长官之先河。在中央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即初创于此。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我国封建社会专科学校教育的又一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与算学统归国子寺领导,律学则由大理寺直接管理。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生纳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在地方上设置州郡县学。而炀帝之时,“国子、郡县之学,更盛于开皇之初”。可以说,隋代的官学体制为唐代学制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其尚有不完备之处及后来的衰微,但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应历史地给予肯定。就有唐一代的文教政策而论,续承隋制,其基本特征是“尊崇儒术,兼重佛老”。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并亲自到国子监参加“释奠”礼。一时间“学者慕响,儒教聿兴”。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即帝位后,又设立弘文馆,选拔天下名儒虞世南、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士。贞观元年下诏取消周公庙而专立孔庙;四年又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庙;13年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15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后来还亲自著《帝范》 21篇,阐述儒家的为君之道与帝王之术,并自我表白曰:“朕今所好者,惟尧、舜之道,闻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崇儒兴仕。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曾亲自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人才。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次年又应国子祭酒列瑗所请,释奠日群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更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而后来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灭道毁佛等行动也都与崇儒有关。唐代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表现在对儒家经学曾做大量的统一工作。唐太宗基于**上的需要和思想上的统一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主编《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几经审订,颁布天下,定为全国各级各类官学的**材,而每年的明经科考试都以此为准。唐文宗开成二年又完成了《开成石经》的盛举。《开成石经》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共65万字,用石114方,两面刻字。这部石经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于西安碑林。唐代崇儒的文教政策也体现在《唐礼》和《唐律》的制订上。《唐礼》充分体现了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大唐开元礼》150卷便是集其大成,玄宗李隆基亲注《孝经》便可见一斑。而《唐律》则把儒家精神与**规范法典化,明确提出“德礼为政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家原则。应当指出的是,唐代的文教政策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道两教,崇儒为本,佛、道为辅。基于实际利益与统治需要,对于佛、道二教有时扬此抑彼,有时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唐代诸帝多数信佛,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即大建佛寺,营造佛像;唐太宗于贞观三年下诏译佛经典,并为著名法师玄奘所译佛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同时派法师义净赴印度取经。义净回国时,则**帝亲自迎接。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遣使去扶风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供奉,韩愈极谏,被贬潮州,以至武宗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讲辩成风。寺院不仅对教徒进行佛学教育,而且译注佛经。实际上,每一所寺庙即是一所佛教学校。其讲经、译注、抄录、藏经等活动,均为后世书院所效仿,客观上促进了佛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唐一代,除重佛外,也非常推崇道教。高祖武德时即为老子立庙,高宗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等犯科,享有特权,州县不得擅行决罚。据《唐会要》载,仅长安城中就有道观30多所。玄宗曾亲自注《道德经》,并令每家收藏老子书1本,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同时在两京设立崇玄学,专门研习《老子》、《文子》、《列子》等道家经典,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参加道科举的考试,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对老庄哲学的研究,为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维方法。二、唐代的学制系统及其管理体制唐代的官学设置,据《新唐书》、《旧唐书》、《唐大诏令集》等文献记载,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等,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官学的领导体制,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1人,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司业2人,负责成绩与学籍等具体事宜。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由国子监管理。后来情况有所变化:“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律、算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管理与领导。弘文馆归门下省,崇文馆归**,崇玄馆归尚书省,医学归中书省所辖的太医署,天文历学归司天台,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即长吏,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具体事宜。官学假期制度包括长期与短期两种,长期为“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5月份,“授礼假”在9月份,时间各为1个月,准许学生返籍省亲,遇有特殊情况亦可酌情延长。短期为“旬假”即每10日放假1天。官学考试分为三种:一是旬考,即考查学生10日内所学习的课程;二是岁考,即年终通过1年所学习的课程;三是结业考试,即各学生完成所规定的全部课程,及格者或愿继续学习者,四门学生可补为太学生,太学生可补为国子学生;或应科举考试;或直接分派各种官职。值得重视的是,唐代官学明文规定“束”制度,束礼随学校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据《文献通考·学校考二》载:“神龙二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皆行束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俊士及律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另外,“皇子束,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一案三”,同时举行隆重的仪式。关于入学年龄,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唐代官学,依其性质可分为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与职业性教育三类。所谓经学学校,即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有:(1)国子学,初建于武德年。“设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仪礼》、《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助教五人,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由此可见,国子学学额300人,皆为贵族子弟,教师计24人,博士既是教师,也是高级官吏。(2)太学,亦建于武德元年,“设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每经百人。”(《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八)这里太学学额为500人,其规模大于国子学,但太学生入学资格及教师的官职低于国子学。(3)四门学,建于武德元年,“设博士六七人,正七品上;助教六人,从八品上,直讲四人,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八)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四门学学额定为1 300人,其中500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800人以庶人之俊异为之。(4)弘文馆,建于武德四年,设学士教授生徒,学生30人。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24人,设讲经博士。景龙二年置大学士4人,以象四时;学士8人,以象八节;直学士12人,以象十二时。开元七年又置校书郎。凡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制。(5)崇文馆,建于贞观十三年,设学士2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2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置学生20人。乾元初,以宰相为学士,总管共事。崇文馆与弘文馆中的学生,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事章、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高正三品子孙、中书黄门侍郎子孙。两馆不仅教授生徒,而且“朝廷制度沿革、仪礼轻重,皆参议焉”。可见,两馆地位之重要。(6)广文馆,设置较晚,建于天宝九年,设博士4人,助教2人,掌领国子生业进士者,即专门培养投考进士科的学生。据《新唐书·郑虔传》载:“玄宗爱其才,欲置左,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子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当时西京广文馆有学生60人,东都广文馆有学生仅10人。但存在时间不长。(7)崇玄学,建于开元二十五年,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百人。第二年又改称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1人,以宰相为之。(8)郡县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唐初除设置经科学校外,在地方也明令设置。“武德元年初,令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据《唐大诏令集》卷一o五载:“武德七年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元和六年,废中州、下州文学。京兆等三府,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上州,各助教一人;中都督府,学生五十人;下府、下州,各四十人。”(《新唐书·百官志》)“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新唐书·儒学传》卷一九八)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地方经科学校学生约计83 000余人,各州县学生大都是一般庶民子弟,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相对较低,大约八品至九品,课程设置也较为简单。唐代的专科性学校,主要有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等。(1)律学,始设于武德初年,曾隶属于国子监,后隶属于详刑寺。设博士3人,助教1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最初学额为50人,后递减。(2)书学,始设于贞观二年,初隶属于国子监,后隶属于兰台。设博士2人,助教1人,学额30人。(3)算学,设备较晚,始置于显庆元年,隶属于秘阁,设博士2人,助教1人,学额30人。(4)医学,始置于贞观三年,隶属于太医署。设博士与助教各2人,学额100人,考试登用如国子监。(5)天文历学,唐初即设,隶属于司天台,设博士4人,学额100人。有唐一代,除设有专科学校外,如太仆寺、太卜署、太乐署,本属行政机关,但也结合本部门业务,设置博士与助教,招生授徒,进行职业性教育与训练。这是唐代学校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如太乐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五年而校,以番上下。”又如门下省设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除官员外,亦有学生30人,其教授考试,如国子制。另外,音乐舞蹈教育更具特点。据文献载,开元二年,唐玄宗在长安设置左右教坊,培养乐舞人才,设音声博士,生员达2 000余人,这是我国最早训练乐舞人才的机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代官学教育制度的发展已相当完备,达到空前的程度。第一,等级性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品级确定学生的入学资格。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且待遇较为优厚。第三,专科教育制度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自然科学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等,科技教育占有相当地位。第四,学校形成多样化,除正规学校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卜署、太仆寺、司天台亦设博士,教授生徒,进行职业性训练与教育。教育、行政、研究三者合一。第五,地方学校制度更为详细与完善,按府、州、县人口的多少划分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乡、里设学。第六,明文规定“束”制度,“束”之礼在战国时孔子私学中已经存在,但在官学中成为制度,却为唐代首创。三、唐代官学的课程设置与文化交流唐代官学的教学计划颇为细致,学科设置也比过去有所扩大,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将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两大类。正经又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春秋》、《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包括《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旁经则主要包括《孝经》、《论语》、《老子》。学科设置因学校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上述各学科均设,而不要求全习,规定如学习二经,必选一大经、一小经,或选二中经;学习三经,必选大、中、小三经各一经;学习五经,则大经必须全习,其余中、小经各一。《孝经》和《论语》为兼习学科。《道德经》本是玄学的主要科目,但三学中有时也列为兼习学科。各学科的修业年限为:《孝经》、《论语》共限1年;《尚书》、《公羊传》、《梁传》各限1年半;《易经》、《诗经》、《周礼》、《仪礼》各限2年;《礼记》、《左传》各限3年。从上述各学科修业年限,便可推知各经科学校总的修业年限为9年。书学的《石经》三体限3年;《说文》限2年;《字林》限1年。由此知书学的修业年限为6年。算学的学制分为6年和7年两种,6年制学习课程:《孙子》、《五曹》共限1年;《九章》、《海岛》共限3年;《张丘建》、《夏侯阳》共限1年;《周髀》、《五经算》共限1年,共6年。7年制学习课程为《缀术》4年,《缉古》 3年,合计7年。无论6年制与7年制算学都必须兼习《记遗》与《三等数》两科。医学各科的修业年限为:《体疗》 7年;《疮肿》、《少小》各5年;《耳目口齿》4年;《角法》3年。需要说明的是,律学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与修业年限不详,很少明文可考,还有待以后进一步考证而得出结论。关于官学的考试制度,《新唐书·选举志》载:“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又据《唐会要·开元礼举》:“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八十条以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唐代官学体制的完备,极大地促进了有唐一代的学术发展与文化交流,使得当时许多**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向**官学派送留学生。据《新唐书》、《唐会要》等文献记载,**新罗王在开元年间,数度来朝,同时派遣子弟入太学,学习经术。开成二年三月间,所派留学生多达260余人,其中包括新罗王子在内。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约150年间,**人在**科举考试及第的约90人,而其国内学校所读书籍也大体上是五经、诸史、文选之类,考试内容和教学法多袭唐制。当时日本学校教育受唐代学制影响很大,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称谓,科目一本唐例:《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传》等七经,而《孝经》、《论语》则为必修课。此外也有算学、书学、律学、医学等学科设置;州府亦仿唐制置博士与学生。在中日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留学生与留学僧贡献尤大。随遣唐使来唐朝的留学人员以其研究目的不同,可分为留学生和留学僧两类。从事一般文化学问、专门技术者称留学生;从事佛学研究者称留学僧。留学生又分为学问生与请益生;留学僧亦分为学问僧与请益僧两类。学问生与学问僧长期留学,志在深造;请益生与请益僧则是带着某类问题深入研习,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研究能力,有些本来就是著名学者,如阿倍仲麻吕(后改名晁衡)等。唐代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交流也十分密切。《新唐书·吐蕃待》载,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后,即“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文,又请儒者典书疏。”开元十九年金城公主进藏又带去《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多部经典书籍,以供贵族子弟学习。对此,《唐会要·蕃夷请经史》有大量记叙。另外,当时的南诏、渤海等国都多次派人来长安和洛阳官学“习识古今制度”。特别是在“开成二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16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