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微观的案例先放在前面。前段时间看了一篇论文,是说印度奴隶制的。一群社会工作者去印度某个地方想要使当地的矿工家庭摆脱半奴隶状态。这个计划历时近十年,在这期间,一部分矿工在社工的帮助下,成功地学会了除了采矿以外的技能,发展起了社区互助组织,通过存储共同基金,或者离开了矿区,或者通过和邻居共同的争取,从奴隶主手中买下矿产。但是这个过程十分艰难,绝大多数矿工并没有从这个过程中完全获益。报告总结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原因。很多半奴工由于收入极低,但印度婚礼的习俗极为铺张,所以他们一辈子存的钱都不够结婚的;为了结婚,他们向矿主借钱,并且用下半辈子的劳动来还。同时他们的赤贫状态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奴工地区、发展其他技能。2,社区关系上,奴工和矿主的关系属于共同体。矿工对矿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矿主除了非常有限的工资以外,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居住和医疗,以及对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的有限保障。对于矿工来说,如果离开这一地区,又没有一技之长,连这样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障。3,心理依赖。许多奴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地区,无法想象不以采矿为生的后果,害怕矿主联合的报复。他们对矿主的复杂感情使他们无力脱离奴隶状态。顺便说一句,这个奴工帮助计划是合法的,由国际非**组织发起,并且得到印度**的支持。印度奴工在过去是一个普遍现象,据这份报告称,奴工已经在印度法律中正式废除,但在大量偏远地区仍然普遍存在奴工现象。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进入这些地区工作意味着破坏当地传统的**经济平衡,把大量缺乏生存技能的奴工驱赶到统一印度市场中;当然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行为是符合**的。(我不想说社区工作的**,在批判主义者眼中传统无**。)【从抽象角度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被奴役的舒适”是近代以来**思想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虽然西方思想史从启蒙之后都假定人性是渴望自由的,但近代以来的极权实践似乎表明,人并不渴望自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牵涉很广,不可能用一个层面三条原因解释过去。我还是写我最熟悉的批判理论的观点好了。1,哲学根基:认为人需要但讨厌自由的哲学根基是理性的有限性和潜能的无限。克尔凯郭尔认为,作为单独的个人,他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甚至不知道自己决定的对错。比如上帝让亚伯拉罕以子献祭,作为亚伯拉罕的角度,他并不知道上帝会在最后一刻用羔羊代替他的儿子。他失去儿子,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但是他违背上帝,也会失去生命的意义。他甚至不知道让他献祭的上帝是真的,还是引诱他的魔鬼(请把这个故事当做寓言来看,收录于《恐惧与战栗》;这一对人性和人的条件的假设为弗洛姆所引申)。人在生命里始终处于这种介于有知和无知之间的地位:他追求确定性,追求终极,但是他的能力和选择始终是有限的,这是人的矛盾处境(condition)。这一哲学条件确定了人的欲求(needs)和条件(conditions)。人渴求终极,但是他个人的能力无法达到。2,心理动机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他渴求终极。个人达到终极的方法很多,可以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回归到“绝对孤独的个人信仰”,也可以像波普尔那样发展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目光(这是科学方**的起源),或者像笛卡尔那样确信上帝**的绝对性(这里比较抽象,总之从人之处境的矛盾基础出发,不同的哲学流派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这方面我知道有限,就不多写了。)关键是,人是有能力善用理性去追逐终极回答的,虽然他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终极,但是他可以“认为”自己通过理性,通过对终极价值的信仰,摆脱了自己的有限性,也就摆脱了存在的痛苦状态。按照弗洛姆的观点,人具有一种“超越”的需求,即找到高于自己存在的,绝对的价值,这种价值会解释他生存的意义,会给他一个目标。一种意识形态越是看起来像万用灵丹,可以解释一切,就越是受大众(mass)的欢迎。在启蒙之后,上帝和宗教被赶下了神坛,科学和理性取而代之。3,**服从的内部机制根据奥克肖特的观点,理性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新的极权,并不是因为科学精神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科学的方**是怀疑一切的,它不会也不可能提供新的“绝对精神”。但是,科学用人的理性代替了上帝的理性,人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的潜能。潜能不仅仅是可能性,也是负担。一个孤立的、理性的个人,如今要承担原先上帝负责的内容: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对于无法承受这种重担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他的个性,把理性和意义的重担转嫁给别人——往往是理性主义的权威。必须解释一下,理性主义在这里并不是理性的妥善运用,而是认为科学能够提供一切终极答案,从而放弃自己的独立个性和决策,把一切都交给理性主义的权威,如某些领域的专家,官僚体系,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等等。同时,放弃“个性”意味着对个人那种“无能为力感”的放弃,以及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依赖(弗洛姆,《人类破坏性的机制》)。服从集体、服从权威带来了安全和力量感,同时还有对外部的敌意和漠不关心。================再写下去就要引申到别的问题了,所以简单结论一下: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社会的形成以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统治为基础,无论这个社会盛行的规则是由谁来制定的,它都可以保障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以及一定的秩序,结束“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利维坦》)同时,从心理哲学角度来说,人希望有一个偶像来承担终极的责任,为自己的人生安排意义、赋予价值。在社会学领域,从席美尔到卢曼都指出,社会人具有一种简化社会交往程序的机制,如语言、习俗、人和人相遇时预设的友好状态等,这种机制使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可能的。自由状态意味着不可预测的冲突、复杂的选择机制和独立承担自己发展的方向,而在一个事事都安排好,具有意识形态支撑的权威体制下,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不需要过度担忧未来,也不需要承担独立自主的代价。同时,他找到一个可以为之献身的对象,这个对象不需要是正确的,只需要符合这个人心理发展的结构,能够被他所理解并崇拜(worship)。-------------------------------求采纳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