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教会是那年那月那日成立的

1950年6月，美国杜鲁门**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侵占了我国领土**。同年12月16日，杜鲁门**又宣布冻结**在美国的公私财产，这就使当时仍依赖美国款项来维持的****教事业面临了严重的困难(《革新宣言》中提出，应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而不是“立即”实现这一目标)。 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耀宗先生及在上海的**教教会及团体的负责人崔宪详、陈文渊，涂羽卿、邓裕志等26人共同发表宣言，拥护这一处理方针，表示“作为解放了的**人民的我们，是绝对不会受美**这样的威胁的。我们本着爱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心理，不但可以完全脱离美帝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经济关系，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新**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更健全的、更能为新**社会服务的**教事业”。1951年1月15日，天风社举行年会，改选负责人员。耀宗先生再次当选为**，此次年会通过了该社自养计划，决定不再接受外国的津贴，而从即日起立即自养，一方面紧缩开支，一方面吁请读者捐款。天风社是**战争期间，一些**教文字工作者在耀宗先生主持下，创办的一个**教出版机构，出版《天风周刊》和《**教丛刊》两种期刊，过去在经济上除发行收入外还接受国外团体通过**教出版协会给予的补助款，现在毅然立即实现自养，这同耀宗先生的决断是分不开的。当时有些人对耀宗先生倡导的三自革新一事尚有怀疑与不了解。有一位神学生写信给耀宗先生说：有些同学对耀宗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教为什么需要革新》一文反应不佳，该学生希望耀宗先生写文章及有所决定时，要象马丁•路德一样多作祈祷，他并说耀宗先生今天一言一行影响甚大，希望耀宗先生能为今日之马丁•路德云云。接此信后，耀宗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实则余从未作此想，我所作的一切不是自愿作的，是内心有一种力量，我欲逃避而不可能。”此外，也有些人对耀宗先生持批评态度，如顾仁恩，去青年会拜访耀宗先生，批评他说，“你对教会指摘太过”，但耀宗先生不为所动。早在《三自革新宣言》草拟以前多时，耀宗先生就在灵里有感动。因此，自1950年1月19日起，他就决定将圣经从头再读一遍。一年之后，他在1951年1月 2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来心境较安舒，一切均听上帝安排，自己不再作主，不再将许多重担压在身上。成败得失，是非毁誉，不再萦怀。一切欲求均交托上帝，或得成全，或不成全，均听他决定。个人之生活、安逸亦不再为之忧虑。**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30)，就是这个意思。”1951年4月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务宗派、各团体有15l位代表参加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团体会议” （在此前后，政务院有关部门分别召开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医院、**教出版机关及救济团体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根据政务院1951年12月29日的决定，鼓励**教的自治、白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团体，使之成为****徒完全自办的宗教团体。耀宗先生在会上作了《八个月来**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在这次会上控诉了一些与**侵华活动关系密切的外国传教士。会后，耀宗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教的新生》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感想。就在这次会议上，**教的一些全国性领袖倡议组织一个名为“****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新的**教全国性团体，来领导正在蓬勃展开的三自革新运动和**教界的抗美援朝工作。耀宗先生被选为这一团体的**。1951—1953年这几年是耀宗先生参加外事活动十分频繁的几年．。几年内，他多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和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等国际和平会议，奔走于柏林、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在这些会议上，他不但同一些老朋友(如加拿大的文幼章)重新晤首，而且又结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赫鲁玛特卡等著名神学家。出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也曾去访问****的尼古拉大主教，了解十月**后****的情况。耀宗先生同赫鲁玛特卡教授之间的友谊尤笃，赫君对我国**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极有兴趣，在和平会议期间多次请耀宗先生向他个人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宗教界人士作介绍。他们都对之饶有兴趣。在1952年一年中，耀宗先生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日子多达139天，几乎一年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但是，耀宗先生对于国内的教会还是十分关心的。他曾同当时的**家庭负责人敬奠瀛、董恒新、刘大作等作过多次长谈，耀宗先生建议他们“改家庭为教会”，“取消共同生活之限制，以适应新时代”。但他们当时未能听从耀宗先生的忠告。**徒聚会处的负责人倪柝声也来访问过耀宗先生，谈他个人问题及教会问题。耀宗先生还在谈话中，向赵紫宸院长建议，改变过去燕京宗教学院“书院式”、“脱离现实”的研究方法，紫宸先生表示大体上接受耀宗先生的意见。耀宗先生对于神学及神学院的工作十分关心。1952年1月15日，他在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结业典礼上应邀演讲，题为“怎样创造**教新神学体系”，提出了他对建立****教新神学体系的一些设想，大意为**教会过去在神学上过分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而忽略了上帝的内在性，今后对上帝的内在性应予重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神学院，自1952年6月起，耀宗先生又多次同当时担任广学会总干事的丁光训牧师商谈召开神学教育会议的问题。同年8月25日，在上海圣公会中央神学院内召开了华东神学教育座谈会，到会的有华东地区各神学院的代表，北京、重庆、广州、武汉四地的神学院也派代表前来与会，座谈会经过五天反复讨论和慎重研究后，一致通过了华东地区各神学院联合于南京的计划。联合计划公布后，全国各地教会领袖和信徒以及各神学院师生一致表示拥护。金陵协和神学院遂于11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耀宗先生被公推为董事会**。1954年起，耀宗先生应《天风周刊》之请，撰写了一系列讲章，总题为《因真理得自由》，共三章，各章题目分别为：“信仰与行为”，“谁把**钉十字架”和“一切的善都从上帝而来”。全文长约6，700字，自1月5日开始动笔，2月16日始毕。在那一年的7月22日至8月6日，在耀宗先生的主持下，****教各教会各团体在北京举行了****教全国会议。这是****徒在走上“三自”的道路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也是****教历史上空前广泛的一次大团结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计232人，来自全国各地，代表了62个教会及**教团体。耀宗先生代表全国三自筹委会在会上作了《****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主要成就是，**教会在人事、行政，经费等方面，基本上割断了与**的关系，****教初步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成为**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耀宗先生强调指出，爱国与爱教是没有矛盾的，我们的主**是热爱祖国的，爱国是我们**徒作为**人民应尽的本份，爱教则就是珍贵自己的信仰，爱护自己的教会。爱国爱教的道路体现了**徒“只爱真理，不爱不义”的精神。为了团结全国更多的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避免“革新”两字可能引起的“改革信仰”的误解，会议决定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并选出了以耀宗先生为**，陈见**教、吴贻芳女士、陈崇桂牧师、江长川会督、崔宪详牧师和丁玉璋牧师为**的****教三自**委员会，来领导全国信徒进一步展开三自运动。从此，耀宗先生主持的三自运动在它的发展中揭开了一页新的篇章。1954年7月—8月召开的****教全国会议明确指出，经过四年来的三自运动，“****教基本上摆脱了**的控制”，“新**的教会呈现了新生的气象”。今后应促成**教各教会所有信徒的大团结，进一步开展**教三自**，对各教会在信仰上、制度上、仪节上所存在的差别，则应采取互相尊重的原则。 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居然有一些人对耀宗先生进行谩骂攻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把“假先知”、“假使徒”、“不信派”等“帽子”接二连三地投向耀宗先生及其他三自爱国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狂风恶浪不断袭来，耀宗先生走三自爱国道路的决心并不为之所动。耀宗先生作为一个**徒，对这些人仍施以爱心和宽恕，他力主邀请这些人参加****教全国会议。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先后认识到自己对耀宗先生的亏欠，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改正。为了使教会在新**能更好地发光，当时好些宗派都进行了整顿教会的工作，合理调整机构，充实各级负责同工，进一步开展圣工。中华**教会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于1954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执委们一致推举耀宗先生为总会会长，接替已逝世的原会长邹秉彝牧师。在耀宗先生主持下。中华**教会在整顿教会．健主制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了解基层教会的情况及困难，更好地为基层教会排难解困，耀宗先生同邓裕志女士、陈见**教三人于1955年11月22日至12月23日，以**代表的身份，去山东访问。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到了济南、青岛、高密、即墨、潍坊、聊城、馆陶等7个县、市，除了了解各地农村的一般情况外，还花了不少时间深入农村教会访问。他们三位在多处教会证道，同弟兄姐妹们亲切交谈，看到不少地方教会的宗教生活都正常进行，同工同道们热心事奉主，在生活上也以美好的行为为主做见证。当然，他们也看到**中有些在自养方面还有困难，农村教会则有不少缺乏礼拜的场所，不少弟兄姐妹只好在自己家中聚会敬拜主，也有些教会中存在着不合主的教训的混乱现象。对于这些现象，耀宗先生等除了勉励弟兄姐妹们要多读圣经，明白真道，同心合意办好教会外，并向省、县各级**有关负责干部指出有些地方的教产被干部学校，部队占用不还的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举动，要求**严格按照政策处理。1956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耀宗先生和邓裕志女士两人又以**代表的身份同去安徽视察，此次共访问了芜湖、合月巴、蚌埠、怀远、蒙城、阜阳、临泉、凤台、寿县等 9个市县及6个农村教会。在访问芜湖和寿县期间，耀宗先生分别在主日礼拜时证道。耀宗先生等对安徽省的救灾工作、治淮及其他水利工作和某些城市的市政建设工作印象十分深刻。至于教会工作，他们在所到之处见到了不少教会都正常聚会，有专职同工负责，信徒乐意奉献，受洗人数增加，总的说来，情况是好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不少农村教会的聚会尚未恢复，教产被机关、团体随意借用、占用的不少，有些地方的干部还有禁止信徒奉献，拿走信徒的圣经、赞美诗的。对这些看到的问题，他们都提请省、专署、县各级**负责人注意纠正。1956年3月，****教三自**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耀宗先生代表**会作了《关于****教三自**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六年来的三自**，“**教会已经脱离差会的关系，成为**信徒自己管理的教会；**教会已经结束差会控制时期四分五裂的状态，团结起来了”。接着，耀宗先生指出：“我们**徒根本的使命，就是为****救恩的福音作见证。同时，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也要在所处的时代中，见证上帝的作为和他的旨意。今日，上帝在**和**的教会里已经成就了奇妙的大事，我们既然看见了，就不能不把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耀宗先生提出了****徒应该在新时代所做的三个见证，这就是：“第一，实现**教会三自的见证”，“第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第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见证”。耀宗先生在报告中还向全国**徒提出十件重要工作，号召大家同心合意，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努力。这十件工作是：“第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第二，各有关教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教会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事工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整顿”；“第三，成立一个**教会自养促进委员会，全面考虑**教会自养需要”；“第四，举行有关自传工作的研究会和进修会，交流、分享自传工作的经验”；“第五，大力鼓励著作，并协助各**教出版机构，整顿组织，改进业务，提高质量，明确分工”；“第六，有计划地组织具备条件的同工同道，就神学、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七，充分利用潜力，有计划地为**教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第八，号召全国信徒在不同的岗位上，和各界人民一起，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九，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徒和人民紧密地携起手来，促进国际友谊合作”；“第十，推动爱国主义的学习”。这些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提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目的，是“把****教会建设成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教会”。可惜的是，这一号召提出不久，国内就刮起了一股“左”的**风暴，**教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耀宗先生虽然提出了这“三大见证，十项任务”，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也“只得无能为力”了。尽管如此，耀宗先生还是千方百计为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而努力。1957年3月8日，他作为**委员，在**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的发言，发言中肯定了建国以来各级**在贯彻宗教**政策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好些问题。第一，“在全国若干地区里，还有一些教会没有恢复礼拜。原因之一，就是在土地改革期间，地方干部奉到上级指示，要教会暂时停止聚会。为了避免土改时可能引起的纠纷，这个措施的用意是好的。土改后有许多教会已经恢复礼拜，但也有些地方干部借口没有奉到上级指示，不许教会恢复礼拜。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发生得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借用的问题。……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也受到干涉。……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感情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有的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耀宗先生在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时，除了指出干部方面的因素外，也指出在我们教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教会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有的教会被坏分子、**分子、****混在里面，甚至被他们控制”，等等。第二，耀宗先生还指出，在贯彻宗教政策方面还有另一些“无形”的问题，那就是：“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把宗教信仰列作落后因素之一”。他分析力何产生这种现象时，指出了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有些人对宗教所抱的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歧视”，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社会上出版的“一些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偏向”，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耀宗先生在他的这篇发言的最后，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对宗教工作更加重视，对宗教**政策作更多的、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应当在工作干部中进行，也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第二，“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宪法第 88条所规定的宗教**的条文(作者注：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宗教**的条款列为第88条)以外，考虑制订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文。可以根据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主要问题，来规定这些补充条文的内容。制定补充条文时，应当征求宗教界人士的意见。”现在，时隔三十二年之后，我们重读耀宗先生的这篇发言，对于他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仍然感到十分亲切，有些三十二年之前发生的偏差，直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存在，耀宗先生所提出的两点意见，不也同样是今天我们期望能得到实现的吗?这篇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在宗教界人士中引起很好的反应，不仅**教界不少人专诚到耀宗先生所住的饭店来拜访，“表示快慰”，还有两位**教徒来对耀宗先生表示谢意，有不少青年还特地寄信给耀宗先生，“表示兴奋”。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