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金融客户交易行为的因素

这一部分详细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中介形成与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论述。跨期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个人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当面向个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即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时，社会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假定无论社会不确定性还是个人不确定性都是经济社会所固有的，从某种意义讲，个人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的使用就减少这些成本。bryant(1980)和diamond&dybvig(1983)研究了在个人面临消费不确定性时银行类中介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银行负债是作为平滑消费波动的机制而出现的，而不是执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路径）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diamond&dybvig(1983)模型（以下简称dd模型）的前提假设为：假定从投资机会中获得的支付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路径不一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随机的。除非他们通过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冲击，否则满足这些随机消费需求会要求消费者提前结束投资。diamond&dybvig(1983，1985)模型认为在投资者面对独立流动性冲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进市场配置。而市场不能为防范流动性提供完全保险，因而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际上，dd模型的金融中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来提高自己在孤立状态下备用投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资机会中固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费需要中固有的风险。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订立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diamond&dybvig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没有考虑其他证券市场。jacklin(1987)和haubrich&king(1990)也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假定。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考察了在diamond&dybvig模型中加入其他条件时银行的功能问题。为了回应jacklin(1987)、haubrich&king(1990)、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diamond（1997）发展了一个包含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模型，考虑了在市场上代理人有限参与的情况。文章的重点是关于银行流动性的提供和市场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参与证券市场越多，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越弱。allen&gale(1997)考虑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但是allen&gale指出，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这种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机制。中介持有所有资产，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约。在积累了大量储备之后，中介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独立于真实红利实现情况的不变收益。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投资不确定性会引起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而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个人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这在下一部分会详细分析。交易成本曾经是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benstongeorge（1976）)所述：“这一行业（指金融中介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货币交易成本、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等。其中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放在信息与金融中介部分介绍。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格利和肖及其后继者benstongeorge（1976）和fama(1980)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视为单个借贷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寻求规模经济的联合，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从而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这样说，规模经济和（或）范围经济起源于交易成本。若存在与任何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交易成本，那么，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借贷双方一对一的交易相比，通过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规模经济存在，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当交易量增加时，一项交易的总成本增加得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储蓄，这被称之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金融中介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孙杰，1998；张杰2001）klein(1973)认为多样化成本是出现金融中介的必要条件，并且注意到这“提供了一种聚合资财的经济刺激，而中介机构则是如此聚合资财的合乎逻辑的工具”。kane&buser(1979)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多样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它能更好地开发专门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开发了计算机专门技术，使之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另一类型的规模经济与流动性保险相关。按照大数法则，大的投资者联合将能够投资于流动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证券，并且保持足够流动性以满足单个投资者的需要。这一讨论并非仅仅适用于银行业，对保险活动或存货管理同样有效。freixas&rochet(1997）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范围经济并不易准确陈述。anthonysaunders(1997)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产品间成本协同节约的能力为范围经济。比如说，计算机化可以使有关客户和他们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储存和共同使用。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共同使用自己的资源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所谓较低的价格是与这些金融服务产品各自独立生产时相比）生产出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80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关于银行，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benstonetal.，1983；bergeretal.，1987；gilligan&smirlock，1984；gilligan，smirlock&marshall，1984；kolari&zardkoohi，1987；lawrence，1989；lawrence&shay，1986）。最近，由于数据的完善和测量技术的提高，人们发现规模在$1亿到$50亿之间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mester，1990；noulasetal.，1990；shaffer，1988；hunteretal.，1990）。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最多只是很弱。对非银行金融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几乎都说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存在(mester，1987；lecompte&smith，1990；fields&murphy，1989；grace&timme，1992；goldbergetal.，1991）（上述关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证来自于anthonysaunders,1997）。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可追溯到leland&pyle(1977)或更早到akerlof(1970)。但stiger(1967)把这一问题追溯到keynes(1936)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在回顾了keynes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stiger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新的文献通过确认融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的困难，把以信息成本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导向一个更加基础的水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例如，对于贷款项目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借款者通常比贷款者了解得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reliabilityproblem)，hirshleifer(1971)首先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产者可信地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卖给另一代理人，但没有法阻止第二个代理人把该信息卖给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换句话说，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这是所谓的“剽窃问题”(appropriabilityproblem)。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见gros**an&stiglitz(1980)）。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和剽窃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leland&pyle(1977)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leland&pyle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和剽窃问题。从其委托监督模型出发，diamond(1984)从leland&pyle(1977)模型得出相对于企业主的成本来说，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显示成本。在leland&pyle(1977)之后，许多文献尤其著名的是campbll&kracaw(1980)也探讨金融中介存在以生产潜在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的生产出来。然而，最完整的论述代理人联盟能够生产潜在投资的事前信息的是boyd&prescott(1986)。在boyd&prescott(1986)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金融中介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在逆向选择环境下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chan(1983)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是“不能轻易地在投资者中间分享的”。意思是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只能通过金融媒介体。金融媒介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broecker(1990)研究了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的项目筛选问题。解决道德风险的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贷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它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和取款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irenagrosfeld，1997）。diamond(1984)首次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释。diamond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监督”借款人。hellwig(1991)对此进行了研究。holmstrom&triole(1993)研究了在项目实施期间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townsend(1979)，gale&hellwig(1985)，krasa&villamil(1992）提出了处罚或审计违约借款者的问题。winton(1995a)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银行资本的作用问题，他指出银行资本是完成委托监督功能的另一机制。同时，中介贷款时所解决的任何能够增加价值的问题同样也是借款给金融中介的一方面临的问题。在diamond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给中介的投资者监督借款人。但是贷款给中介的贷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监督中介。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何解决？diamond(1984)是第一个认识到并解决这一问题的人（gorton&winton，2002）。更准确地说，“监督监督人”的问题是指：如果监督中介的成本低于贷款人直接贷款给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导致的监督成本，则借款给中介会减少监督成本。diamond的基本结论显示，随着中介规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诺的监督借款人，它就会按承诺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这样，中介会遭受非金钱的惩罚即破产或声誉损失。如**款的回报是相互随机独立的，krasa&villan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