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的萌芽阶段

现代国际金融学
在国际金融学萌芽时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此时内外均衡问题尚不突出），马克思未能就这一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但在他广泛的研究领域中也探索了这方面的若干问题，他的基本思想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国际金融学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他说明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必要性，并进而指出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逻辑出发，认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会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虚假的繁荣，促使“这一切**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上涨，信用在一切**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发生同样的总崩溃⋯⋯”。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间接地说明了一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须对商品、资本的跨国流动进行一定的控制，也就是存在着外部均衡问题。并且，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指出了外部均衡的实质在于正确处理跨国的信用活动，这一见解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国际范围内的融资关系至今仍是外部均衡问题的核心，也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的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他提出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从他对金银跨国流动与一国**爆发之间联系的分析中考察。马克思认为，一国的黄金外流并不是**的原因，但如果贵金属外流是在国内产业周期的紧迫时间发生，就会“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促使**的爆发。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将**爆发这种极端形式与内外均衡冲突联系起来了，在内外均衡关系上进行了前驱性探索。当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时，经济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内一战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不安中，这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本位制盛行、崩溃、部分重建直至完全崩溃以及浮动汇率制大行其道；其二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问题突出，尤其是大量的短期投机性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金融学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外部均衡问题研究上出现重点转移尽管在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后，外部均衡一般被直接视为包括贸易收支与资本帐户收支在内的总体上的平衡，但是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使人们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在汇率稳定问题上。这一时期国际金融研究的突出成果是汇率决定理论的大发展，诸如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心理预期说等理论都在这一阶段出现。第二，在内外均衡关系上的研究更加深人。这种深入主要体现在将资本流动这一因素纳入了考察范围，分析了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使经挤内外均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俄林、金德尔伯格等人均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纳克斯的贡献更加突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资本流动表现出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其他作用，这导致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挤体系时采取了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的措施，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断，从而使国际金融学未能更早地建立起来。第三，在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上的研究更加丰富。这些研究呈现出的特征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浮动汇率制背景下，对汇率政策调节内外均衡的研究，例如汇率调整引起国际收支变动的弹性理论的提出；其二是对经济尤其是对外汇的直接管制政策的分析；其三则是在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的情况下，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所进行的探索。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探索是相对较全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利率平价说以外，他还取得了很多其他成果，尽管后者常常被忽视。这些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内外均衡目标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经济的宏观分析，因此对内部均衡的认识常常是含糊的，凯恩斯则完全突破了这一点，将解决失业问题纳人了内部均衡的范围。并且，凯恩斯在外部均衡问题上也有着更为深人的论述。在分析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时凯恩斯指出各国都应积极利用国际贷款来克服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恢复建设，并且在国际债务清偿问题上，应根据出口剩余确定转移支付额，以确保其赔偿能力。这样，他不仅将对外融资问题引人到内部均衡问题中，还对对外融资的限度进行了分析，从而把内外均衡纳人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第二，对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见解。凯恩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劝说集》中，他比较直接地提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时指出，国内价格水准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两者常是不可能兼顾的，而“两者不能兼顾时，一般说来，前者比较值得争取”。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对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该书中提出，对外收支差额等于对外贸易差额这一经济同时达到内外均衡的条件，并且还较详细论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利率机制达到的相互影响，对经济运行中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另一目标的干扰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三，对内外均衡的实现方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凯思斯最早表达了政策搭配的思想。凯恩斯分析了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对经济的不同作用方式，指出“维持对外平衡的作用机制基本上⋯⋯是外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在维持对外平衡方面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工具，而在维持对内平衡方面则是一个主要工具”因此在经济出现不均衡时，要根据引起不均衡的原因选择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这样，他实际上对政策工具的配合与指派问题都有所论述。另外，凯恩斯也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以及政策协调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第二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中并列于国际贸易学的国际金融学开始产生。国际金融学地位得以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的历史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理论的进步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为国际金融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二是各国经济日益开放使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现象日益严重，三是国际问货币金融联系得到加强及各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从而研究内外均衡更依赖于货币金融的分析方法；四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具有崭新的特点。布雷顿森林体系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及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第一次以人为形式限定了内外均衡的实现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期间，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固定汇率制下如何通过政策搭配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具体集中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对内外均衡标准的研究。对于内部均衡问题，在凯恩斯提出“价格刚性”后，维持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充分就业水平明确成为内部均衡的主要含义，并且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明确将之规定为**政策的主要宗旨。对于外部均衡问题．在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定的调整机制使美国与其他**的外部均衡标准出现了对立，一般**均以尽可能获取美元储备作为外部均衡目标，而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实际上是控制美元的输出以确保黄金与美元的比价稳定。特里芬最早觉察到了美国与其他**在外部均衡目标上的矛盾，从而通过著名的“特里芬两难，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目标的这一特点，成了当时推动国际金融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第二，对内外均衡关系的研究。这段时期国际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米德首次直接、较完整、较系统地提出了内外均衡关系理论，在其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米德详细探讨了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还分析了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时的相互影响，这在国际金融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本人也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米德将外部均衡的分析视角从贸易收支扩大到了包括资本流动在内的整个国际收支，但在他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分析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详细分析资本流动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影响，也饺有将这一点在他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而且他主要针对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实际上，在浮动汇率制及国际资金流动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更加深刻，这也是现代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主要外部环境，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米德最初的分析而使国际金融学的理论更加丰富、更有体系，我们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会看得更清楚。第三，对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机制的研究。这构成该段时期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动力，与以前偏重于研究自动实现机制相比，这一时期偏重于政策调控的分析，并且政策搭配的基本思想已被明确提出，这一特点是与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有关的。“丁伯根原则”本是经济政策理论的基础，但它自从提出后，便因其对于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所具有的强烈的针对性而在国际金融学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与“蒙代尔原则”一起，构成一国通过政策搭配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实现内外均衡。在分析中，各政策工具对国际收支等变量的影响的研究趋向深入，国际收支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等均发育成熟。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浮动汇率制与纳克斯等人倡导的固定汇率制之间争论激烈，将汇率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具体的政策搭配方案设计上，米德提出了金融政策、汇率政策与直接管制政策的搭配方案，斯旺提出了汇率政策与需求增减政策的搭配方案，蒙代尔提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方案，以及库珀提出了经济依存理论。第三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作为标志。自那时以来，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复杂、深刻、引人注目，以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迅速发展，至20世纪9d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历经了两个时段，在浮动汇率制实行的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及其诱发的国际资金流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因此对内外均衡的冲突及政策搭配等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均衡汇率决定的分析上，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性债务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九十年代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国际金融研究者的震动很大。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汇率调节内外均衡是不可能的，在国际资金流动的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冲突更加严重，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加深，从而对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研究进人了一个更探刻更全面的阶殷。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体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即：
第一，对外部均衡含义的重新界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研究者认识到简单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是不够的，应当既要发挥国际资金流动对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又要对国际资金流动进行必要的控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经常帐户的目标。因此，外部均衡作为反映合理开放性的指标被重新重视，它直接反映为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经常帐户余额，并且从广义上说，还要包括汇率的稳定等综合反映一国合理的对外开放状态的有关内容。在这一时期，从资本流动的可持续角度提出的“潜在均衡分析法”与从时际最优化角度提出的“跨时分析法”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确定经常帐户目标的尝试。第二，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渗透到汇率理论中。与以往的国际金融理论往往分离为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分析以及单纯的汇率决定理论两部分不同，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均为一般均衡模型，将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从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因此，汇率理论成为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货币危机频繁爆发的九十年代，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又渗透到利率理论并且是与汇率理论的渗透相结合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由奥伯斯特菲尔德提出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第三，国际政策协调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各国各行其是的紧缩性政策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因此由库珀最早明确提出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重视在大量研究中，对开放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国际传递机制、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具体的国际协调的方案设计等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而因其与内外均衡实现问题的密切联系而构成了国际金融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