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金融票证罪的主要评价

明显地，本罪首先侵害了**关于金融管理的制度，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然而，仅仅停留在此是不够的，诚如笔者在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的论述上所提到的，它还侵害了金融票证的公信力（公共信用）。此外，本罪属于假冒类犯罪，必然侵害被害者的名誉（信誉）。而正是最后这一点，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犯罪之间划上了一道明确的界线。所以，本罪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不仅侵害了**关于金融管理的制度，还侵害了金融**的公共信用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誉。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已不再有疑问，然是否要求某种特定的犯罪目的，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似乎可以解释为无须特定犯罪目的之要求，凡是故意伪造或者变造金融票证即可构成犯罪。但是，这显然与事实不相一致，比如，一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的绘画技能或者纯粹地为了好玩，而伪造了一张银行汇票，仅为自娱之用，不具有任何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我们就无法说其构成本罪。有鉴于此，有的论者主张，本罪在主观上具有营利或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的论者却在认为营利（或者非法占有）目的外延上过于狭窄而存在不足的同时，主张以获取非法利益替换之。对此，难以苟同，并认为上述观点在犯罪目的的理解上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将金融票证的伪造行为与**行为混为一谈，把**行为的目的不适当地混同为伪造行为的目的。我们知道，金融票证**行为是以非法占有（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而伪造行为就其本身的直接目的而言，却并非如此。这在存在多个主体的共同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类犯罪中，有的人就是碍于情面，或者出于哥们义气而实施伪造行为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会因为不存在非法占有之目的而放弃对其进行惩罚。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出于合法的的意图而无害于社会的纯粹的伪造、变造行为不构成刑法上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而将作为手段行为的伪造、变造行为的犯罪目的延伸至作为目的行为的金融票证**行为的犯罪目的，又不适当地提高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的构成要件，使得一部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的主观构成，既不能脱离规范的评价而从纯事实的意义上理解，也不能无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行为自身的独立性。唯一可采取的办法，是兼顾行为事实的独立性和刑法评价的需要。而刑法评价的根本在于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现实的社会危害及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评价。以此为基础，我们将很容易地发现，伪造、变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唯有通过在社会上行使、流通、于他人发生关系时才可能得到反映和实现。正是因为具有行使之意图，才使金融票证的伪造、变造行为具有了刑法上的意义，并使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行为与一般伪造、变造行为区分开来。尽管这一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行为的构成范围，但这种限制对于正确地打击犯罪无疑是必要的。由此，笔者主张，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主观上必须有行使之目的，这不仅有利于本罪与货币的伪造、变造行为在主观构成方面理解上的一致性，而且有利于与国外刑法的接轨。例如，美国刑法理论中尽管将伪造罪视为特定故意犯罪，要求伪造人在虚假记载时存有欺诈他人之意图，但他们对这里的欺诈的理解与我们颇为不同，可以是对特定个人的欺诈，也可以是欺诈使用虚假文书的一般目的。日本刑法在伪造文书罪的规定中均要求以行使为目的。德国刑法关于货币与有价证券之伪造明确以意图供行使或流通之用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韩国刑法也在第214条中以意图供行使之用作为限定。其他**如奥地利、瑞士等国刑法以及我国**刑法都作了类似之规定。正如我国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以行使作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犯罪的目的要件，既反映了伪造、变造行为的直接意图，由可弥补营利目的或者牟取非法利益之目的之不足，应为我国立法或者司法所采纳。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考虑到其内在的复杂性，又是本罪认定上的关键所在，故拟在下面专门对其作一理论上的全盘研究，籍以廓清我国刑法中伪造、变造、及非法出具的界限。